被裹挟的茅台
一方面是市场上供不应求,一方面是社会上备受争议。似乎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品牌,像产自贵州腹地的茅台这样受到关注。
仅仅因为它是“国酒”吗?
“‘三公消费’禁止喝茅台?那么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该喝什么酒?”全国两会期间,茅台高管刘自力对记者的咄咄追问令人意外,却也展露了茅台自我的焦虑。
国酒茅台为何如此焦虑?这让本报记者决定远赴茅台镇寻找答案。
这个以茅台而闻名的深山小镇处处都嵌满了“国酒”的烙印。从仁怀出发到茅台镇,窗外的标语告诉你,已经离开“国酒之都”进入“国酒之心”;署名茅台镇政府的条幅,则感谢“国酒员工”支持当地建设;更不必说茅台集团厂区了,招牌、标语、石刻、雕塑,无不言必称“国酒”。
就像无法复制的茅台镇的空气、水源、气候、生物构成了茅台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酱香一样,“国酒”二字同样蕴藏着茅台与中国革命、与新中国政治不可磨灭的历史神话。
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自然容易被羡慕、嫉妒、恨。尤其是当它时常被人与“三公消费”相联系,茅台,也就成为公众讨伐“三公消费”的出气筒。
而茅台高管刘自力的连声追问,与其说是委屈不如说是焦虑。毕竟,从价格的连番上涨,到总经理乔洪的东窗事发;从“政府特供”,到申报世界奢侈品名录;从政协委员的提案,到社会的群情义愤,自业绩开始连番上涨的2006年以来,茅台遭遇的非议出奇地密集。
同时,今年1月,贵州省提出了组建“大茅台集团”、实现“千亿茅台”的目标,要求茅台在“十二五”计划末期销售额达到500亿元,“十三五”计划末期收入达到1000亿元。目前,整个茅台集团的年销售额只有200多亿元,与地方政府的预期相距甚远。
既要完成地方政府的规划目标,又要消除公众对茅台“类计划经济”生产营销模式的嘈杂非议,随便换另外一家国有企业,可能都会跟茅台一样备感焦灼。正如一位白酒专家所言,“茅台所遇到的问题跟其他国有企业一样,虽有特殊性,但也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大茅台”构想目标直指赶超近邻五粮液,这也被认为是茅台迈向创建千亿集团目标的第一步,然而,谈何容易!茅台集团去年提出在全国开设百家直营店,以期平抑市场终端价格、打击假酒泛滥。一年过去,规划仍旧更多停留在纸面上。茅台集团宣传部长叶远鸣说,今年计划落实30家,但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目前尚未落实一家。
集团高层多出自一线酒师的组成结构决定了茅台现代化管理程度相对薄弱。这样一个必须恪守特殊的酿造工艺的老派特大型工业企业,既要实现地方政府拟定的规划目标,又要避免因涨价而丧失既有市场份额,求变之旅前路漫漫。
恰逢茅台建厂60周年,行走在茅台集团,不时就会看见红色的庆祝条幅。60年来,茅台就像一个青年,纵然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四溢的才华,但依然被各种利益和力量裹挟着前行。
抚今追昔,国酒茅台,甘苦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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