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安全岛成争议焦点 专家称可诱导内疚放弃遗弃

　　弃婴地点不同 带来罪名不同

　　婴儿安全岛 挽救杀子父母

　　专设一个供人遗弃婴儿的小房间，属于变相鼓励遗弃行为？二三月间，已经在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门外设立了半年多的“婴儿安全岛”再次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

　　在韩国日本，类似设施出现的时候同样引发了广泛争议，而且至今也吵不出结果。有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果换个角度，问题似乎就简单了：一个GDP高居全球第二的国家，是否有必要以弃婴们幼小生命为代价，去吓阻潜在的遗弃者；在无法完全杜绝遗弃行为之前，一个成熟社会是否有可能给本已处境艰难的遗弃者一个机会，让他们免于去冒“故意杀人”的风险？

　　现象

　　弃婴，可能是遗弃，也可能是故意杀人

　　石家庄社会福利院院长韩金红说：“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这一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去年6月，“婴儿安全岛”在争议声中建了起来。这个面积不过2.5平方米的“小岛”上，一张铺了两层被子的婴儿床，一个显示为32.7℃的保温箱，它们让那些原本会被扔进草丛、树林，扔到墙角、街边的可怜孩子们，多了一点活下来的机会。

　　但是，被“安全岛”改变了命运的并不仅仅是被遗弃的孩子。

　　2008年9月，陈某将刚刚出生的早产女儿遗弃在石景山区福寿岭附近土山山腰路旁。次日6时，孩子被过路人发现时已经死亡。当天，陈某被警方羁押，并最终以遗弃罪被石景山法院定罪。

　　同年5月，在杭州务工的史某将患有先天疾病的女儿扔在了余杭区临平山的垃圾填埋场边上的山道旁杂草丛中。4天后，孩子被人偶然发现，奇迹般地捡回了一条性命。史某则因故意杀人罪被公诉机关告上了法庭。

　　两起貌似雷同的案件，被起诉的罪名却是一轻一重：孩子身亡的，被诉遗弃罪；孩子生还的，被诉杀人罪。北京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焦鹏告诉记者，在遗弃婴幼儿的犯罪中，被起诉的罪名和孩子的生死关系不大，重在探究嫌疑人的主观心态，而当他们内心深处的主观意识无法通过口供来准确获取的时候，就要以外在表现来推断了。“简单地说，看孩子扔在哪儿了，扔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保护。”

　　陈案与史案的差别也正在此。陈案中，早产女婴被陈某扔在山路附近，经查，这条路是附近居民经常通行的常用道路。陈某遗弃女婴时是下午2点左右。法官认为，在此时段、此地点抛弃孩子，遗弃者显然意识到，被害人由路人救助的可能性较大。因此，陈某的行为构成遗弃罪而不是间接故意的故意杀人罪。

　　史案中，史某是在下午5点之后，将孩子带进了深山中的垃圾填埋场，扔在了杂草丛中。尽管孩子命不该绝，4天之后偶然获救，但由她被抛弃的时间地点就可以推断出，史某在遗弃时，虽然没有采取摔死、掐死、砸死等直接伤害动作，却无疑是明知将造成孩子死亡，而“放任”了这一后果。

　　剖析

　　避免“涉嫌故意杀人”的风险

　　焦鹏律师说：“在司法实践当中，遗弃行为的定性并不总是这么容易。比如寒冬腊月，把孩子扔在公园某个角落，但是衣衫单薄，这样在法庭上推断嫌犯的心态就会发现矛盾：既有迹象认为他是简单的遗弃行为，因为公园有游客，孩子可能遇到好心人；但同样也可认为他是对‘孩子被冻死’持有放任态度，因为天冷穿得少。在定罪的时候，就必须要结合其他证言证物再进行深入调查。”

　　很多遗弃孩子的人来自社会底层，对法律一知半解或干脆就是法盲，他们很难准确判断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后果。尽管都知道孩子如果被扔在繁华地区、医院、派出所外就可能获救，但同样被抓住的几率必然很高。为了不被发现，很多遗弃者选择人烟稀少的偏僻地区。一旦被抓获，检察机关将很容易以“故意杀人”罪名起诉。

　　在慈善机构外设置一处“婴儿安全岛”，对走投无路的遗弃者而言，虽然改变不了他们犯有遗弃罪的事实，但至少会给孩子一个能活下去的机会，也让他们本人不用再去冒“涉嫌故意杀人”的风险。法律界人士认为，一个成熟并正在走向富足的社会，应该有义务也有能力让社会成员尽可能远离严重刑事犯罪。

　　观点 “弃婴岛”诱导内疚放弃遗弃

　　在“婴儿安全岛”设立之前，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曾有个想法，为了规避福利院的风险，考虑安装摄像头，以防婴儿在岛内发生意外后产生纠纷。但是很快，韩金红院长意识到，装了摄像头，弃婴家长一定不敢靠近，设施会沦为摆设，因此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

　　显然，每一个将孩子放在“安全岛”的家长都是刑事犯罪者。如果严格地按照法律条文，他们都应该被抓捕归案、绳之以法。坊间有意见认为，警方是否应考虑在附近设立执勤岗，对遗弃行为加以制止，或者干脆将遗弃者现场拿下。

　　“可以想象，只要第一个遗弃者被警方现场抓住，这个‘安全岛’势必立即失效。更大的可能是，这些孩子最终还是免不了被遗弃的命运，只不过换个地点而已。”多年研究社会心理学的欣荣恒运心理咨询公司咨询师胡海波说。与普遍担忧的“安全岛会诱发更多遗弃行为”的观念相反，他认为，从长远看，如果“安全岛”之类的设施能够普及，倒有可能减少遗弃行为。

　　“养育下一代的行为是一种本性。严格地说，它不仅仅人的本性，还是许许多多动物的本性。”胡海波说，即使是虎豹狼豺，只要食物足够，也会尽量养育好所有幼崽。只有在自然条件过于严苛，不可能养大所有孩子的时候，才会出现“虎毒食子”的情况，但目的也是要保证最强壮的后代能够生存下去。

　　“我们人类都是有显意识和潜意识的。在显意识里，一个人要遗弃自己的孩子，会用很多种理由来说服自己，比如孩子有严重疾病、孩子是非婚生等等。但是在潜意识里，人类的本性一定会对他本人进行严厉的谴责。”胡海波说，从社会心理学上讲，一个人在实施不道德行为时，“外部谴责”与“本人内疚”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如果外界的谴责过于严厉，而且几乎不给走投无路者以一条活路的时候，内疚就会逐渐减少，甚至在潜意识中也能很快说服自己。

　　胡海波认为，在福利院外设置一个婴儿安全岛，明显是对于社会道德的正面引导，它在减轻外部谴责的同时，却又诱导出遗弃者的内疚。它传达出来的意思是：你可以不养孩子，那就送来给我养，我来替你尽责任，保护孩子的安全。在这样的指引面前，很可能会激发一个人善良的人类本性。当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潜意识有可能会上升成为影响行动的意识，从而放弃遗弃行为。

　　“不管它最后是不是能明显减少遗弃行为，安全岛哪怕只起到让宝宝们活下去的作用也已经足够了。政府财政收入那么高，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养大这些弃婴，让有疾患的孩子衣食无忧，让健全孩子今后自食其力。所以我认为，我们没有必要用他们的生命来吓阻那些潜在的遗弃者。”胡海波说。

　　延伸 弃婴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朝阳法院曾在去年公布了对遗弃案的调研结果。从2007年到2011年中，朝阳法院少年审判庭共审结遗弃案件5件，其中遗弃婴幼儿案件有4件。这4名被遗弃的孩子都存在先天发育缺陷或患有严重疾病，涉案者全都是外地来京务工或给孩子治病的农民。他们放弃孩子的最重要理由是“经济困难”。

　　在调研的几起案件中，法院发现，这些涉案的父母明显缺乏孕产期保健知识，忽视产前检查。在发现孩子存在先天疾病时，既不知道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法定义务，遗弃孩子触犯刑法，又不知道向政府、社会慈善机构或者媒体寻求救助。

　　同时，我国社会医疗体制并不健全。对先天性缺陷、危重病婴幼儿缺乏特殊的保护和照料，相关国家机关也没有提供资金强制救治。遇到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准备放弃治疗的情况，医院和社会救助机构之间因为没有相应的衔接机制，医院也无法将相关信息传递给社会救助机构。

　　广东省三月初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2003年取消强制性婚检后，有些地方的自愿婚检率曾一度下降到2%至3%的平均水平。随着珠三角不少地市开始推行免费婚检，婚检的平均比率逐步回升到30%至40%。但与之相伴的则是新生儿出生缺陷率一路攀高。据卫生部去年发布的《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中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由1996年的87.7/万人上升到2010年的149.9/万人。

　　尽管婚检、孕检无法完全检出缺陷婴儿，但在优生、减少遗弃行为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只是在中国很多地方婚检、孕检费用颇高，对于没有医疗保障的社会底层人员，负担这笔费用相当吃力。于是只能怀有侥幸心理放弃这些医疗检查，一旦生出了缺陷婴儿却又无力养育，不少人因此而被迫走上违法道路。

　　记者采访到的部分法律界人士表示，“遗弃”是法律问题，“设置婴儿安全岛”是慈善问题，但它们归根结底是社会保障问题。“婴儿安全岛”设置与否，对于增加或减少遗弃行为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真正的关键还应该是国家能否在使用巨量财政收入时向民生方面的稍有倾斜，让中国公民，特别是生活在社会下层、医疗保障匮乏的公民享受到足够的、低价格甚至是免费的生育服务和医疗、慈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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