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史图博之路：探寻黎族原生态文化背影[图]

　　海南周刊

　　重走史图博之路：

　　探寻黎族原生态文化背影

　　穿行在史图博走过的黎族村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眼中的海南·重走史图博之路

　　中国南大门的战略地位，丰厚的自然文化资源，海南岛很早就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注意。近代以来，海南一直是海内外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关注的热点。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拨拨外国人通过各种渠道而来，对海南岛展开调查研究，试图向世界解构海南岛。

　　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传教士香便文、冶基善，便在海南岛进行了几十天的徒步考察;1928年，法国传教士萨维纳也曾踏足海南五指山黎区。1930年代，德国著名人类学家史图博两次深入海南岛黎区……这些外国传教士、学者，留下了《海南纪行》、《海南岛志》、《海南岛的黎族》等著作，也为海南丰厚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一份特殊遗产。结合今日海南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本期起，海南周刊推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外国人眼中的海南》系列报道，与读者共同走进近百年来外国人视野中的海南。

　　上世纪30年代，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所著的《海南岛的黎族》，是外国学者对黎族研究的权威著作。这部书对黎族的习俗、技艺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作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并留下客观记录，成为宝贵的黎族原生态资料。近年来，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唐玲玲沿着史图博的足迹多次走进黎族村寨，对80年来的黎族文化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我们的系列报道即以两位教授的调查与研究为开篇，透过八十年前人类学家史图博和今时代学者的不同视角，共同品读黎族文化的无限魅力。

　　1999年8月25日，笔者到昌江黎族自治县的王下乡，开始为期17天的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后来还连续去过三次。史图博于1932年8月3日由儋州南丰进入昌江，从牙营、鸡心、乌烈、七差、重合一直走来，8月15日到王下乡、牙迫村，前后共13天。因为当时到王下乡没有路，史图博从雅加大岭北端沿山谷向南，绕过1300多米的仙婆岭，再向南到达900米的七差岭，再往上行到5公里处，到达王下的一个小村子牙格(现名牙迫)。

　　史图博写道：“道路穿过川流于峡谷的奔腾的山溪，沿着山谷左侧(南面)险阻的斜坡伸展，从那里越过了已经是西北向金齿岭和右边的山谷斜坡，可以瞭望到耸立着岩石山山顶的美丽景色。”他还用抒情笔调写出月夜的诗情画意：“牙格村位于全被树林覆盖着的短而窄的山谷中，村子是由七个被芭蕉园围着的简陋的山住户组成的，当我们抵达村子时，全部居民都到远地收割去了，一般说来，这里不便于水田耕作，全部景观看来像是未经劳动加工的样子，我们充分享受了极其美丽的落日景色，欣赏了山溪的流响，鸟的鸣声，鹿与猿猴的啼声和美丽的月夜。”接着，他描写山谷奔流于岩石之间的急流，并详细地记录王下乡著名的皇帝洞的石灰岩洞穴的特征，钟乳石、石笋、台地等组成的美丽的钟乳洞，洞穴入口处有用人工劈石砌成的石壁。

　　笔者前些年在牙迫村及皇帝洞考察时，见识到皇帝洞的奇特壮观，证实80年前史图博所记载的景色依旧。然而牙迫村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远不止7户人家，而是发展成为有4个村民小组，总户数127户，总人口561人的村落，而且2003年整体搬迁到石碌镇水头村的南北通坡，取名为水富村。

　　史图博到达元门峒的历史见证人

　　2001年4月4日至30日，笔者曾带领在海南大学进修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学生李东到白沙黎族自治县进行田野调查，这是史图博最重视的地区。他在《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中说：“为了把全部黎族共同的东西用白沙峒来作代表，因此我对他们的情况特别作详细了解说明，白沙峒黎是使人感到很有趣的种族，而且受外界影响特别大的种族。”在他所拍摄的照片中，有关白沙峒的有76张，元门峒有8张，他对白沙峒黎族所居住的房屋、织锦、文身等习俗的描写特别详细，甚至连孩子的抱法，孩子肚子里的寄生虫，孩子的死亡率，当时治病的巫术……，都写得十分细致入微。

　　笔者在白沙峒调查中，希望能找到见过史图博的老人。果然，在元门镇翁村找到一位78岁的老人，在他十一二岁时，村里来了一位红头发白脸庞勾鼻子的外国人，同来的有六七人，他骑马，搬了一大堆东西，住在“奥雅”(黎族头人)有木地板的茅草屋里，整天走村串户，有人跟他说洋文。云云。这些叙述，正好与史图博在《海南岛民族志》一书所记他在元门峒时的细节相吻合。

　　这是笔者所找到第一位在黎村见过史图博的耄耋老人，他是史图博当年到达元门峒的历史见证人。

　　发簪中找寻黎族历史

　　在白沙的高峰村，笔者找到了史图博在书中特意细致描绘的发簪。带领笔者到高峰村的白沙博物馆副馆长王启敏说，这是最古老的黎族特色，是其它方言所没有的。发簪是用兽骨雕刻成的，上面刻有武装的将军形象，犹如史图博所记述的模样。笔者在高峰村所见到的骨簪，大致也有如此多彩的图案。

　　可惜，笔者当时想从村民手中购买骨簪，他们都不肯卖。他们回答说，骨簪在“文革”时被没收了不少，现在家里祖传仅此一物。他们作为祖传物品保留下来，永志记念。

　　史图博从骨簪考察历史，力图在发簪中寻找黎族与中国国内国外的联系，并进而追寻族群起源与发展历史中某些蛛丝马迹。骨雕上图案之谜，史图博认为只能扩大到东南亚各地民族群体的习俗中去探究。

　　史图博在白沙所考察的白沙峒和元门峒，是他此次旅行中最为关注的地区，所以他的记录也特别详细。

　　道公眼中的史图博

　　80年前史图博到重合村的时候，这里刚结束了一次刀光剑影的械斗，史图博正好参加战后的谈判。

　　2003年10月，笔者在海南省博物馆王恩和她的丈夫符勇的陪同下，到昌江七差乡作田野调查。10月5日笔者来到重合村。王恩找到重合村一位老道公符佣期的儿子，他热情地带我们找到了他的父亲符佣期。这是一位面貌和详、瘦高个子的黎族老人，已经有83岁了，是该村的老道公，笔者很高兴找到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儿童时代见过来村里的洋人。于是迫不及待地对他进行采访;下午又去他家里进行第二次对话。

　　符佣期老人告诉笔者，他在13岁时见过这位来七差重合村的洋人，高鼻子，蓝眼睛，骑着马到村长家，送给村长符青高150个大洋，还给副村长符重发了50个大洋(银元)，都是袁大头。在场的符勇听后禁不住大笑起来。我们当时被他的笑声惊呆了。停笔询问。说来也真凑巧了，原来这位当年的符村长就是符勇的曾祖父，不过当时符勇尚未出生，并不知道有这段故事。由于村长得了银子，史图博在七差买了很多东西，如乐器、服饰等，他们住在青高家，走到哪里都做笔记。用光洋换衣物，一个光洋换一件，自带食品，到各家各户采访，询问姓名、有多少人口等。住了几天后才走。

　　接着，笔者又找到史图博在重合村憩息的地方。在一幢房子旁边有一片空地，几棵挺拔的树冲向蓝天，树荫下几头黄牛悠闲站着或卧伏。面对如此宁静的村景，引人遐想当年史图博到达时那种热闹的场面。

　　2009年8月，笔者到元门镇立志村，访问当年见过史图博的老人王明坚。老人已88岁，与儿孙一起住在这两间平房里，老人子孙满堂。王明坚老人的思维已经不集中，语言不清，说不出儿时情景。

　　五指山岐黎 极其汉化的岐

　　在五指山区，现代化的程度比其它地区快得多。当年史图博在五指山地区时，已感受到这一现象。他说：“五指山山区黎族同南该地区黎族一样，是极其汉化了的岐。他们的住宅多数仍按岐黎的方式建造，但同汉族农民的简单小房屋没有什么不同，妇女服装仍与原来的岐相似……我想近代的访问海南岛的旅行家也和古代的汉族移民者们一样，感觉到富于珍贵木材和野兽的五指山山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史图博从五指山到达在昌化河谷地最高处的牙享村，该村居民虽然是岐黎，但比五指山的岐黎更加汉化，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面貌。在19世纪30年代五指山岐黎的汉化程度已经普遍，经历80多年之后，五指山区已经寻找不到黎族古老的原生态的村寨了。五指山市或保亭县城，所到之处，是繁荣商业城镇。

　　本版图片由周伟民夫妇提供，老照片选自史图博的《海南岛的黎族》。

　　80年后的

　　黎族生活变迁

　　白沙峒黎着美丽的传统服饰的妇女

　　受汉族建筑风格影响的红毛峒黎族屋　　图片选自史图博的《海南岛的黎族》

　　黎族至今仍保留着吃鱼茶的饮食习惯

　　2011年保亭黎族同胞喜迁新居。王凯摄

　　文 见习记者 符王润 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眼中的海南·重走史图博之路

　　1931年和1932年，德国人史图博先后两次到海南岛作调查。这位耶拿大学教授的两次调查都是从儋县南丰出发，进入岛西南部和中部山区黎族聚居地作实地的田野考察。《海南岛的黎族》就是这两次调查的成果，被学界公认为是研究海南岛黎族的权威性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史图博用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和体格人类学的科学理论，着力对黎族的本地黎、美孚黎、岐黎和侾黎这4大支系进行了调查，对其服饰、生产、经济、食物、教育、语言、艺术、宗教、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和唐玲玲夫妇俩沿着史图博当年的线路，根据史图博在《海南岛的黎族》中的叙述要点对沿线的黎族重新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田野调查。两位学者发现，到现在，时隔80年后，史图博所记载过的黎族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美丽传统服饰不敌现代工业产物

　　在《海南岛的黎族》一书中，史图博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当时黎族各支系的服装，并对这些服装大加赞赏。“美丽”是他用得最多的赞美词。

　　以本地黎为例，虽然男子的服装较简单，但在出席隆重场合时，这些男子会穿上由裤子和上衣所组成的汉式衣服。“但这种衣服却又并非完全是汉式的，而是非常美丽的具有典型性的为黎族所独有的刺绣衣服。”

　　与相对简单的男子衣服相比，黎族妇女华丽的服饰却引起史图博的极大兴趣。“妇女的服装异常美丽，最能表现黎族艺术才能。”史图博在文中如此称赞道。

　　从史图博的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黎族妇女的衣着是以裙子和宽衣组成。裙子上布有颜色鲜艳的花纹，“这种裙子，其花样、色彩的变化之多，想象力的丰富，准确的技巧，是令人惊叹的。要一一说出那是什么图案是困难的。总的来说，主要是把自然物图案化。”

　　而宽衣虽说不复杂，却仍和裙子一样是适用而美观的。史图博在书中介绍，宽衣既不是开襟也不是开胸，由大小各不相同的三个部分组成，其中不整齐的中间一块，遮掩胸前与背部，中间开有从头套落去的领口。宽衣的刺绣花纹也和裙子上织成的花纹一样，样式很多，在花纹的创造与色彩的调合方面，其想象力的丰富和美丽程度都令史图博惊叹。

　　如果史图博还在世，想必他会对后来周伟民和唐玲玲重访后的发现感到遗憾。因为他当年看到的大多数当地百姓都穿着传统服饰的现象，在今天已经几乎见不到了。周伟民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黎族人也结束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开始从市场上购买生活所需。而当他们能够用钱买来更加舒服便捷的现代工业生产的衣服后，几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再穿上那些显得繁杂的传统服饰了。“传统服装比较厚，而且长，现在大多数黎族人只在参加重大的民族节日，比如三月三的时候才会穿上传统服装。”周伟民说。

　　虽然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纺染织绣技艺在政府的大力保护下得以传承，但却难以阻止黎族人穿着的改变。

　　饮食文化依然保留

　　在史图博的记载中，黎族的食物极简单，主粮食是大米、玉米以及番薯。他还指出，黎族人喜欢饮用大量的酒，而且是在早饭时饮用。

　　也许和其他习俗相比，饮食更能深深渗入一个民族的血液。周伟民说，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居住在城镇的黎族人饮食习惯也与汉人无异，但那些依旧居住在村里的黎族人，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当初的饮食习惯。

　　比如喜欢饮酒，仍然是当今黎族人的习惯。周伟民介绍，黎区的人们几乎离不开他们特有的“酉并”酒。他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对黎区的调查中，他的黎族向导的早餐从早上七点一直延续到了中午十点多还未结束，原因是他喝了许多的“酉并”酒。

　　黎族还保留着吃鱼茶的饮食习惯。周伟民在调查中发现，黎族人在耕田时会捕捉的鱼、黄鳝、青蛙、泥鳅等，将其杀好洗净后放入坛子，再将山兰稻米煮成稀粥，趁热倒入坛中，然后马上封好，让其在太阳下晒上半个月或一个月便可以吃了。

　　“味道很鲜美。”周伟民在一次调查中曾受到黎族朋友贵宾式的款待，品尝了这种他们特有的食物。周伟民说，在黎族人看来，他们之所以没有太多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问题，就是与长期食用鱼茶有关。因为鱼茶是酸的，他们认为这种食物可以清除肠胃的油脂。

　　茅草屋再难寻觅

　　周伟民介绍，黎族的住宅大多以船型茅草屋为主，在史图博的记载中，这些住宅在各支系又各有不同。

　　史图博在书中介绍，本地黎的住宅保存着最纯粹的黎族住宅型式。这个地方的住宅是高地板房屋。本地黎喜欢选择有些倾斜的坡地来做住宅的建筑地，屋顶是很大的茅草屋顶，其屋檐几乎一直垂到地面。而岐黎和侾黎的住宅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汉化了，但仍然是保留着几乎垂直到地面的茅草屋顶。

　　史图博在文中也表示，无论是本地黎也好，或是汉化了的岐黎也好，其本来的住宅形式，已逐渐被汉式的住宅建造法所压倒。

　　即便后来政府已经开始了对黎族地区茅草房民房改造的工作，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周伟民和唐玲玲依然可以在某些村子见到茅草房。

　　“这些成片的茅草房在山上望下去颇为壮观。”周伟民回忆起自己在昌江王下乡钱铁村看到茅草房的情形。周伟民曾经建议当地政府保留这些茅草房，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要保留很困难”。因为这些茅草房每隔5年左右就要换一次茅草，更换一间茅草房的茅草需要用掉十亩地的茅草。而随着当地畜牧业的发展，大量的茅草被用来喂养牛羊，茅草地已经无力再为茅草房供应原料了。因此，民房改造无可避免。

　　周伟民介绍，近几年，黎区基本已经完成了对茅草房的民房改造，唯有在乐东和东方的两三个村子，将一些茅草房当做旅游项目保留了下来。

　　土语逐渐消失

　　在史图博的调查中，记录黎族方言词汇也是其中一项工作。而如今，令周伟民和唐玲玲十分担忧的，是这些方言中的各个土语正在慢慢消失。

　　周伟民说，如今，黎族地区有很多人已经不再通晓黎语。由于现在的学校都是使用汉语教学，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即便在黎区，交际的主要语言也逐渐变为汉语，因此，黎族语言的使用范围渐渐缩小。

　　周伟民表示，史图博认为他对黎族的田野工作，是“探究这一华南文化史的标本，可以进而说明整个华南文化史的发展过程”。而他，是要在瞬息万变的文明世界发展的过程中，留下可贵的历史痕迹。史图博曾对此深情地自白：“汉族文化今天正处在变化之中，它吸收着欧洲文化财产，许多古老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着。活跃的南方超过了保守的北方，海南岛很快就要逼近巨大的迅速的文明运动。在没有全部失去尚可窥视其原始状态之前，今天必须写下这些东西，因为这是最后的时机了。”80年前，史图博已呼喊出“这是最后的时机”的呼声。

　　而这一切在80年后都被史图博言中。社会的发展推动着这个民族不断往前，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美丽的事物也不可避免地湮灭于时光当中，从此成为记忆。

　　黎锦：“华南文化史的标本”

　　岐黎黎锦图案

　　用染好的线织布

　　白沙峒黎锦

　　↑↓捶制染料

　　纺线

　　巧手绣黎锦(资料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眼中的海南·重走史图博之路

　　文图/本刊特约撰稿 周伟民 唐玲玲

　　黎锦经历了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它是黎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在黎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海南岛黎族地区考察的史图博，也曾用非常专业的眼光记叙黎锦。他对黎族的织锦情有独钟!所到之处，“狂”买黎族妇女的服装;对于服装艺术的描绘，笔触特别细腻动人。他称赞：“妇女服装在海南岛土著居民中，最有艺术性和最美丽的纺织与刺绣，技术特别发达。”他从研究人类学的角度，重视黎族妇女服饰中的创造艺术，因为黎锦是黎族写在服饰上的无言的历史。连同黎区生活的方方面面，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就这样一点一滴地记下上世纪30年代黎族的人文生态。

　　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黎锦的传承是母女之间口耳相传，在传授技术的同时也传授了优秀的人伦美德。黎锦是黎族历史从远古到现代所形成的独特风格的艺术表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内涵和民族特有的哲理。黎锦运用海南的生态材料进行艺术创造，完全使用手工制作所织的黎锦，“粲然若写”。

　　黎锦源于黎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表现形式十分丰富。这是黎族妇女以她们卓越的智慧所创造的独具黎族文化特色和民族审美魅力的服饰文化，并在历史上不断地积累和创新，逐渐形成了传统的纺、染、织、绣技艺，成就了光彩灿烂的黎族织锦。

　　200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宣布黎锦技艺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今天国际上对黎族人民的纺、染、织、绣技艺遗产的认可。

　　惊叹润方言黎女服装的美丽

　　史图博进入海南岛的黎峒作田野调查时，他以人类学家的专业锐敏眼光，凭着本能的历史感，记录下黎族的织锦。每经一处，极其细致地观察黎族各方言黎锦的不同特色，而且大量地收购黎锦;如果他所购得的黎锦能够完整地保留到今天，将成为一笔丰富的文化财富。

　　这里，仅选择他所记的润方言为例。

　　史图博第二次进入海南岛，开始工作的首日，1932年7月21日到达布配黎居住的冲咸村(在儋州南丰一带)时，他即兴奋地记录下“幸而购得具有特征的布配黎妇女服装”。他为获得黎族妇女服装而庆幸，可见他对黎锦的人文价值早已十分向往!8月14日，他又注意到黎妇穿着的变化，写道：“妇女穿的是前面开襟的像和服那样的上衣，以及像海南岛中部的岐黎，邻近的侾黎或美孚黎那样的裙子。”每到一处，他都注意到黎族妇女们服饰的细微区别。

　　在史图博的记录中，特别分开男子的服装与女子的服装进行描写。关于男子的服装，在他穿行于黎峒之间的年代，虽然有些地区有不同程度的汉化，但在祭祀的特别日子里，还可看到男子服装独有的特色。他在白沙峒所看到的男子服装是：“在祭祀时，也穿着汉式衣服，但这时穿的却并非是完全汉式的，而是非常美丽的具有典型性的为黎族所独有的刺绣衣服。这种刺绣有背部刺绣(Do-bo)与装饰口袋的刺绣(Do-dai)，一般不直接绣在从汉族商人那里买来的衣服上面，而是用各色丝线绣在汉族生产的蓝色的小块棉布上，然后缝到背部或口袋上作为装饰品。”

　　当时黎族男子在祭祀时穿的服装，还有许多花纹及图案。史图博告诉我们：“装饰法是把图案化了的动植物，纳入简单的几何形花纹的边里，在牙炳村苑集的背部刺绣，是画有两头角斗着的鹿。在海猛村苑集的上衣背部装饰，花纹亦很相似，还是两头角斗的鹿，但在两头鹿之间，还有小小的图案化了的人形(揣想可能是这样)，非常细致的用上各种色彩的。但光泽并不很耀眼的这种刺绣是用平绣法绣成的，更简单的花纹是用十字绣或一字绣成的。不但在上衣口袋上用这种刺绣装饰，连挂在腰带上的主要用来装烟的小小的皮制袋(约8×11/厘米)亦缝上这种刺绣。”这是80年前白沙峒黎男子服装的特色。现在笔者到黎区去，很难看到润方言的男子这种民族服饰了，几乎所有男子都着汉服。时代的变迁，汉化已越来越严重了。

　　对于白沙峒黎(润方言)妇女的服装，史图博认为“其美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他不断用“惊叹”一词来表达他见到美丽黎锦的观感，并用浓墨重彩尽力书写。

　　黎锦色彩丰富多样 艺术变化多端

　　他惊叹黎锦美丽的同时，进而极力赞美织黎锦妇女的艺术才能。他说，男人的衣服没有什么可以引人注意的东西，而妇女的服装却是异常美丽，是最能表现黎族艺术才能的。他记录了妇女的衣着是裙子和窕衣组成。

　　他指出，裙子以上、中、下三幅的艺术结构成。至于上、中、下三幅布的组合艺术的特色，他作如是描述：“裙子(Rin或Lin)，是以上中下三幅布打横连接起来做成的。裙阔(指腰围半径)约30-40厘米，长28-38厘米左右，根据各人的身材阔窄长短各不相同，做裙子的三幅横布的上一幅的阔度比之中、下两幅窄数厘米，裙子紧贴腰带，上至肚脐下面，裙脚只及大腿的一半左右。缝裙子的布是黎人自己用简单的织布机织的，她们织得非凡的巧妙精缀，而且是极其多种多样的，具有颜色鲜艳的花纹，裙子的三幅布都各有不同的特色。

　　最上面那一幅(Wu-ri)一般长10-12厘米，最长是16厘米，色彩和花纹都最简单，用深蓝、白、赤褐三色横花纹织成几何图案。

　　中间一幅(Tum-ri)7-8厘米阔，花样稍为多一些，颜色有黑(乃至深蓝)、白、各种红色，其它黄、绿亦用些，细的垂直线把做花地的几何形花纹分成方格，在这些几何形花纹之中，配上大小很是图案化了的人形亦有不少。

　　最下面一幅(Me-ri)的阔度约11-16厘米，是最多彩的一幅，这一幅有两种，一种是小花纹(Lin-gɑɑ)的是用两块布联起来做成的。另一种是一整块的大花纹的布，如同中间的那幅一样，多数是描满几何形花纹，被垂直线分成四角形，小花纹的那种布，亦每每被纵线所分开。”

　　史图博对裙子图案作了分析。他在十分认真细致地观察了黎锦的图案构成因素之后，还将黎锦艺术与东南亚民族的服饰艺术作出了详细的比较。

　　史图博认为，令人惊叹的是最下边的一幅裙子，色彩丰富多样、艺术上变化多端而且又深具多样化。

　　他深刻地分析了白沙峒黎族妇女宽衣的裁法适用又具艺术特点。

　　宽衣的刺绣花纹也和裙子上织成的花纹一样，样式很多，在花纹的创造与色彩的调合方面，想象力是丰富的，其美丽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刺绣是用有光泽的丝线与未经漂白的棉纱线交替绣的，可惜已经渐渐失去了原来的色彩。

　　史图博对白沙峒(润方言)黎锦的考察，在惊叹之余又独具匠心，描述得十分详细，与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差无几。

　　目前，在白沙峒的偏僻山村，有些年老的黎族妇女在平常的生活中仍穿着比较旧的黎服。这种服装图案比较简单，色彩不太丰富。而在黎族的节日里，许多人作为节日的盛装穿着参加盛会。织造十分讲究，图案变化多样，色彩非常灿烂;黎锦的制造传统仍然传递下来。

　　数千年流传的

　　黎族烧土陶

　　原始钻木取火

　　“条筑法”制陶器土坯

　　用黎族传统技艺烧制成的土陶

　　制陶前羊拜亮边唱边跳

　　国家“非遗”黎族原始制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羊拜亮。 李幸璜 摄

　　烧土陶前架柴

　　文/见习记者 符王润 海南日报记者 邵长春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人眼中的海南·重走史图博之路

　　自古以来，黎族日常所用的器皿是原始工艺制作的陶器。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下》里记载：“妇女绣面，服缌缏，织木皮为布，陶土为釜。”这些陶器现在看起来是既原始又落后，但周伟民和唐玲玲从传统黎族火烧陶的制作过程中发现，古老的泥土“条筑法”能得以传承十分难得，这种工艺在黎族族群中相传至今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在《海南岛的黎族》中对黎族的手工业也进行了记载。他在文中介绍，黎族没有特别的工业。很多器皿都需要自行制造。他对打空黎的陶器进行了特别的描述：打空用不透明的灰黑色粘土来制造简单的陶器，比如酒瓮、用来盛稀饭的壶、煮水、煮菜用的有把手的砂锅，放食盐与盛菜用的盘子以及晒糙米用的盘等。”

　　黎族烧土陶技艺传承数千年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从我国的考古发掘来看，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等，都有精彩的彩陶出现，但黎族的土陶比他们更加古老。

　　“史前陶器，传说舜已开始有记载。黎族的制陶技术，从考古学上所发现的泥片，应该是存在于史前的制陶史上。所以，我们所目睹的黎族制陶工艺的制作，是研究史前黎族生活习俗及史前制陶史的重要依据。”周伟民说。

　　史图博在《海南岛的黎族》中对黎族的手工业进行了记载。他在文中介绍，黎族没有特别的工业。很多器皿都需要自行制造。他对打空黎的陶器进行了特别的描述：“打空用不透明的灰黑色粘土来制造简单的陶器，比如酒瓮、用来盛稀饭的壶、煮水、煮菜用的有把手的砂锅，放食盐与盛菜用的盘子以及晒糙米用的盘等。”

　　周伟民回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和妻子唐玲玲教授重访史图博当年的考察路线，经过昌江县王下乡时发现当时很多黎家都用上了现代化的铝制锅，但在黎族家庭里仍然保留有斧、罐、蒸酒器、酒瓮之类的土陶器，这些陶器，大多是自产自用。若有剩余，当地黎族人也会拿到附近镇上去卖。“当地的黎族百姓可以用一个陶釜换一陶釜山兰稻，一个陶碗换一碗米。”周伟民说，但到了今天，黎家中的土陶器基本已经被现代化的铝制品替代了。

　　周伟民介绍，手工制陶工艺是黎族几千年来的传统。制陶是妇女的工种，黎族自古就有“女制陶男莫近”的民俗。而黎族妇女制陶，也像织黎锦一样，无师自通，世代相传。黎族的姑娘，从小就看着奶奶、妈妈制陶，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待到她们长大出嫁了，也就成了制陶能手。“不过现代化的风潮席卷黎寨，现在的年轻姑娘们，对于这一传统的工艺也慢慢疏离了。”周伟民遗憾地说。

　　制作过程堪称精彩民俗表演

　　庆幸的是，一些中老年的黎家妇女还传承着这种古老的工艺。2004年12月25日，周伟民和唐玲玲在昌江黎族自治县大坡镇保突村，就有幸看到了黎族这门古老的手工艺———烧土陶的制作过程。3月21日，在自己的工作室内，周伟民与记者分享了当时所见的场景。

　　周伟民回忆，在当年为他们演示火烧陶工艺的黎族村民刘小练家，还完整地保存着各种陶制土坯胎，其中有陶釜、陶罐、陶碗、陶甑、陶盆以及大型的蒸酒器共20多件。

　　那天的制陶主角和指挥者是当年77岁的黎族妇女羊拜亮，她带领着四位中青年黎家媳妇，为周伟民和唐玲玲展示了土陶制作的全过程。

　　烧土陶首先需要的，是挖出制陶的原料———白土。杨拜亮带着四名穿着黎族传统服装的妇女，挑着竹篮，来到村里稻田边上的一个土坑旁。这个土坑已经为当地人制作土陶提供了好几十年的白土了。妇女们将挖出的白土运回家倒出，用木板子耙开，将泥土晾晒于太阳之下。稍干后，妇女们便把土放在独木臼里，三个人用木棍轮流不断地有节奏地舂打着。泥土粉碎后，将其倒在竹筛中，两手举筛摇荡，筛出细细的泥粉末。之后，她们把这些粉末聚拢在一起，用水渗和泥粉，如揉面团一般揉成泥团。羊拜亮同时将摆好在一旁的长木板凳凳面用水擦干净，再放上一块蓝色的旧布，洒上水，放上泥团，用木棍槌打，最后将泥团放置于另一块盖着布的木板上。至此，火烧陶的前期工作告一段落。

　　在周伟民看来，整个土陶制作的过程堪称一场精彩的民俗表演。在开始正式操作制陶程序前，制作者们还需要进行一个宗教仪式。指挥者杨拜亮虔诚地围绕木凳跳起舞来，边跳边唱。她所唱的是黎族的摇篮曲，歌词大意是：宝宝!宝宝!你不要哭，妈妈正在做陶器，你等候陶器烧成，去换米给你熬粥吃。

　　唱完歌后，羊拜亮在木板上把泥团打成圆形的泥饼，作为陶器的底层。之后搓出一根泥条，围在圆形的泥饼四周，继而再搓第二根泥条置于上面，再用小木板将其抹平，如此反复叠加泥条至五层，再用沾了水的小木板将陶器抹平，之后用水喷洒陶器，用木板抹平器皿的内外壁，让陶器内外平而滑。然后用绳子剥平陶器口，最高层再加上一根泥条作为装饰，用大片的贝壳刮平。如此，所制陶器土坯就大功告成了。周伟民介绍，这种制作法俗称“条筑法”，在白沙还有“片筑法”。

　　最原始的取火方式烧制土陶

　　当天所制作的陶器，并不能立刻送去烧制，而是要搁在一旁，等晾干后才能烧制。

　　而土陶的油彩原料，则是来自一种名为“赛子若”(音)的树。由村里的男青年将树皮削下，用水浸泡出深红色液体后，将液体盛在桶里，作为土陶冷却及上油彩用。

　　周伟民说，烧陶的工序是在田野里进行的。在空旷的田野中央，妇女们已经事先用四块大石堆起了简易土窑，上面架着整整一牛车大约300公斤的柴火。她们将晾干的陶器土坯一件件叠置在柴堆上，再覆上一层厚厚的干稻草。

　　这一切准备就绪后，羊拜亮又虔诚地围着柴堆跳起舞来。她手拿一根树枝边唱边跳道：“鬼!走人!不要靠近。我们做陶器来用，做多少成功多少，祝我们这次烧陶成功!”

　　待羊拜亮绕了三圈，反复颂唱完毕后，一位男性村民开始了原始时代的钻木取火。周伟民说，黎族的烧土陶仍然保留着这种原始的取火方式。这位村民坐在地上，将一个小木板钻出一个孔，用一根小木棍竖插于木孔里，用手不断来回搓着小木棍，迅速地旋转几十次，最终钻出火花来，点燃了稻草，整个露天土窑熊熊燃烧。大家在火堆上不断地加稻草，热度在摄氏500度至800度左右。一个小时后，大功告成。一位男性老人黄阿安用木棍把在火堆里烧得通红的陶器一个个挑出来，羊拜亮用扫把沾上事前准备好的深红色树皮水洒在陶器上，土陶器一时渣渣作响然后呈现片状或点状的黑红斑，有如画家用画笔点上的图案。

　　当天，热情的黎族村民用这些刚出土的陶器做饭招待了周伟民和唐玲玲。“用这种陶器煮出来的饭十分香。”周伟民笑着说。

　　周伟民说，联系到近年来海南考古新发现的古代土陶器皿的遗存，印证了黎族手工制陶的传统工艺。《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一文中叙述，海南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在东方、乐东等市县，发现陶器均为手制夹砂粗陶，灰褐色为主，未见泥质陶，器类单一，器形仅有原圜底罐和圜底釜，均敞口、鼓腹。到新时期中期，陵水、定安等地也有夹砂粗陶，器类明显增加，器形有罐、釜、钵、碗、盆等。新时期晚期出土的土陶制品则更多。由此推测，今天黎族人民的制土陶器皿的工艺至少是从新时期中期流传至今，至少也有数千年。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周伟民夫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