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问题彩民成亟待解决问题：打工者痴迷度高

　　一家彩票店内，财神爷被供上香烟。

　　一些彩票站打出吸引彩民的标语。

　　4月27日，一名彩民正在聚精会神看开奖。

　　4月28日，一名农民工彩民买了一整本刮刮卡。

　　700万问题彩民，43万重度问题彩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彩票研究中心“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数据一公布，随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虽然有学者对网络调查方法和数据提出争议，但一个共识是，我国彩票年销售已突破2000亿，而对于彩民的关注和研究滞后，问题彩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期，本报记者走访北京数十家彩票投注站，采访百余位彩民，低收入的打工者已成为购彩主体，且有的痴迷程度很高。一些彩票站违反《彩票管理条例》，进行误导性宣传。

　　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发行机构还应该张贴警示标语。记者走访数十家彩票站，没有一家张贴有警示标语。

　　段斌的生活费又不够了。

　　2月初辞掉工作后，除了租住的地下室，偌大的北京城，他只去一个地儿：彩票投注站。

　　彩票投注站里，段斌消耗了整个春天以及一万多块钱。

　　一万多块钱，对于1990年出生的段斌不是个小数目，17岁刚来北京打工时，每月工资是600块钱。

　　现在，段斌不觉得一万多块钱是个大数，“彩票站里，比我玩得大的有的是”。

　　3年前，他开始接触彩票，当时工作地点在一家投注站隔壁，“同事们都玩，我就跟着玩。”

　　至今段斌仍怀念当时的好运气，第一个星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灵感，先后中了一个4000元、一个2000元。

　　但之后，好运气再没有来过。

　　彩票站里“祥瑞”与“喜中”

　　4月15日，朝阳安贞桥附近的一家彩票站。

　　推开门，段斌先跟彩票站老板胡立君调侃：“胡哥，我又给您上供来了。”

　　开了七年多的彩票站，胡立君跟常来的彩民很熟，“财神爷们，钱不归我，都给国家做了贡献。”

　　对于彩民，这只是一句玩笑，没有人会真正关心。

　　“脑袋里都是发财梦，除了中大奖谁管别的。”胡立君说，国家发行彩票支持公益，但几乎没有彩民买彩票想到过公益，“跟他们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彩票站内跟公益沾边的也很少，唯一印有公益字样的宣传画最近也要被一张“3D福彩”走势图取代。满地开过奖的彩票上也难找公益的字眼，背面都被电动车、麻辣烫、废品收购等广告占据。

　　3张方桌，7把矮凳，两台彩票机，不足10平方米的彩票站内，彩民们或是盯着墙上张贴的号码走势图，或是拿出报纸琢磨。报纸上都是中奖消息和各路“专家说法”。

　　财神像在彩票站是必不可少的，一张贴在彩票机正前方，一张贴在门框上方。

　　彩民们对财神毕恭毕敬：选号或者开奖时，总会有人虔诚地喊嗓子“财神爷保佑”，门框上的财神像，还卡了五六支香烟。

　　记者走访北京数十家彩票点，都挂着或摆着“祥瑞之物”，除了财神，形象还有招财猫、大象、貔貅、咬着钱的蟾蜍等。

　　“买完这把就收手。”彩票站内，这句话段斌一天要说数十次。每次开奖一刹那，身体会不自觉地前倾。又是没中，他把一沓彩票纸向上扔出，“再买一把就不玩了。”

　　段斌喜欢玩“快乐8”，单注2元，每5分钟一开奖，“很刺激，中没中一下子就知道”。

　　一个下午，段斌花掉了2000多元，他不关心这些钱去了哪，将来用到何处，只是不停地抱怨“今年太背了”。

　　段斌坦言，抑制不住买彩票的欲望，“一路过彩票站就迈不动步了，特别是看见那些中大奖的标语。”

　　类似“本站喜中×××万”标语，刺激着彩民们的欲望。

　　七圣路一报刊亭内的彩票点，地方太小，老板干脆把“本站喜中876万”打印到红色的A4纸上，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丰台区马连道南街上的一家彩票站，墙上密密麻麻贴满已经开过奖的刮刮卡，个别卡片字迹太小，老板干脆在后面附一张白纸：本站喜中20万元。

　　按照今年3月1日起实施的《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纸质即开型彩票的废票、尾票，应当定期销毁。

　　记者调查，无论是城区内还是郊县，“本站喜中”成了彩票站统一的宣传语。

　　东城体育馆路一家彩票点，还打出了“什么都涨价，彩票不涨价”的标语。

　　早在2009年，《彩票管理条例》就规定发行机构不得进行误导性宣传。但对于什么是误导性宣传，并未给出明确界定。

　　按照《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发行机构还应该张贴警示标语。记者走访数十家彩票站，没有一家张贴有警示标语。

　　中奖700万成“疯狂的赌徒”

　　30岁的李严兴冲冲地推开彩票站的门，挤开胡立君，自己“啪啪”几下把写在手心的数字敲到彩票机上。一边等待出彩票，一边自说自话：刚才堵车，记了几辆车的尾号，说不定就是今天的大奖号。

　　段斌也是整天绞尽脑汁想着彩票上的那几个数，他也知道不工作天天买彩票不好，“但中了大奖，就能翻身了。”

　　“中奖如同中雷。”老袁，这名中过300万大奖的资深彩民，并不认同段斌的想法，“我们这群人，真正过得好的，很少”。

　　北二环的一处老式的两室一厅，家具摆设很难与数百万的身家联系起来，最醒目的是一尊约50厘米的观音像，顶端写着“有求必应”四个字。

　　老袁说，很多人以为中了大奖的彩民都会买房、买车或是投资，“咸鱼翻身过上好日子”。但实际上这些彩民更多的还是买彩票，“更疯狂地买彩票”。

　　老袁描述中大奖那一瞬间，“不是你们想的高兴，是亢奋，失去理智的亢奋，会迷信下一次中更大的奖”。

　　自己开着彩票点的老袁，自称是中大奖彩民中比较理性的，他的一位朋友买彩票中了税后近700万的大奖后，“生活都被毁了”。

　　朋友曾是一名老板，接触彩票后，经常一次数万元买彩票。中了大奖后，变成十几万十几万地买，最疯狂的一次投注80多万元。

　　700多万全投进去了接着买，大房子换成小房子接着买彩票，夫妻离婚还接着买。老袁掰着手指算着说，几年下来这位朋友输掉的钱，“至少4000万。”

　　记者多次联系老袁的朋友，对方以“太丢人，不愿说”婉拒采访。

　　“都说彩票用于公益，但谁会把彩民当做公益的人？”老袁说，开彩票站近20年，见多了形形色色的彩民，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一旦痴迷其中，就是旁人眼中的标准赌徒，“别人看不起的。”

　　胡立君的彩票站，7年当中也出过好几个一等奖。和老袁的描述一致，“他们(中过大奖者)依旧买彩票，钱多了，买的更凶了，哪会停下来？”

　　胡立君曾遇到过一个人拎着35万现金来买彩票，一个号码下几万块的注，“就是孤注一掷”。

　　小伙“想翻盘”诈买彩票被捕

　　李严的“堵车尾号”还是没中，这名每月收入三四千元的房产中介，每月至少五六百元花在彩票上，有时一两千元。

　　他现在就怕3岁的女儿翻自己衣兜，“闺女一发现彩票就会到她妈跟前晃。”只要面额10块以上的彩票被妻子发现，免不了一场争吵。

　　彩票站老板胡立君对此已见怪不怪，“这和打麻将一个样，除非两口子都玩儿，不然肯定会吵架。”

　　彩票也让家住顺义的牛玉兰绝望，痴迷彩票的丈夫在去年曾经一次购买3万块的“快乐8”。家里控制了丈夫的资金，他就跟朋友借钱买彩票，争吵几乎成了家里常态。

　　在彩票圈里摸爬滚打了近二十年的老袁坦言，对于买彩票上瘾的人来说，“个人控制不住，家庭劝服不了。”

　　每每听到别人说买彩票上瘾，夫妻吵架影响家庭，一脸青春痘的段斌爱接话，“我买彩票，就不用烦这些”。

　　19岁的彩民王强也爱玩“快乐8”，他的经历足以让段斌警醒。

　　王强没有正当工作，被警方控制前，也想着中大奖一夜暴富。

　　今年3月16日，西城一家彩票站，揣着200元现金的王强，玩起“快乐8”彩票。

　　200元，随着5分钟一开奖，很快花没了。

　　“他想翻盘挣回来。”彩票站程姓老板回忆，王强恳求记账卖彩票。欠了一万元时，程老板向王强催钱。王强借程老板电话，当场给家人打电话，说让送3万元过来。

　　信以为真的程老板继续给王强打彩票。快到3万元时，见无人来送钱，程老板主动打电话催问，这才发现电话是假号码。

　　此时，19岁的王强“心一横”，直接用程老板的手机拨打110，“110吗？我打了三万元彩票，然后没钱给了。”

　　王强对赶来的民警说，自己越输就越想翻盘。彩票店统计，王强诈买彩票418张，共计29580元。目前，王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西城检察院批捕。

　　北师大彩票研究中心调研称，问题彩民就是买彩票上瘾，想停停不下来，不买难受，不能自我抑制的彩民。

　　段斌、李严都不认为自己是问题彩民，胡立君也不认同“问题彩民”的说法，“这样的人多了，也没看到谁出事”。但他们认同，买彩票本身就是赌博行为，“买彩票肯定是会上瘾的。”

　　彩票站“卖得越多挣得越多”

　　丰台马连道地区聚集了大量打工者，马连道南街上两家彩票站都异常火爆，每天傍晚都是人满为患。

　　其中一家彩票点几乎囊括了2004年至今所有市级或区级“优秀投注站”称号，彩票站的老板透露经验，商场开在越繁华的地方越好，但彩票点要开在“穷人扎堆”的地方才能赚钱。

　　胡立君也证实，他的彩票站也是外来打工者为购买主体。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冯百鸣称，最近研究所在深圳做了一个调查，选了五六十个彩票投注站点，找了500多个彩民样本。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外来务工人员是购买彩票的主力，而且有的非常痴迷，“这种购买结构肯定是不合理的”。

　　“中国彩民行为网络调查”主持者、北师大心理学博士陈海平表示，调查显示，问题彩民的主要人群，有“18岁到45岁，高中和大专学历，月收入1500元到3000元之间”等特点。

　　北京多家彩票点的老板坦言，类似于“本店喜中大奖”这样的标语，对于外来打工者最有诱惑力，宣传也最有效果。

　　“我们是有最低销售额的。”闲谈中，胡立君道破彩票站的玄机。他介绍说，每台福彩机器每月的销售额不能低于4万，体彩不能低于2.5万。而且彩票销售额直接同投注站的收入挂钩，“卖得越多，挣得越多”。

　　昌平一投注站的老板告知，彩票销售也有“末位淘汰”，如果单月的销售额一直上不去，“上面就会有人来调研，或者关闭，或者换地方。”

　　“这是唯GDP逻辑在彩票领域的反映。”北师大心理学博士陈海平认为，这种不加限制的售卖方式制造问题彩民的同时，也丧失了彩票的公益性。

　　“被绑架的彩民”和滞后救助

　　跟一般彩票点的老板不同，老袁主张对彩民加强关注，特别是那些上瘾的彩民，“彩票绑架了他们，根本停不下来”。

　　他坦言，自己办彩票点也想多挣钱，但是看到的悲剧多了，觉得起码应该有机构为问题彩民提供专业的疏导和救助。彩民为彩票事业、公益事业做了贡献，但他们出了问题，“羊毛被扒光了，就没人管了”。

　　顺义的牛玉兰为劝阻丈夫借钱买彩票，曾向“彩民服务中心”热线求助。

　　这个设在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的热线，开通五年来接到过2000余次的电话，有的是询问中奖号码的，有的是哭诉家庭因买彩票破碎的，有购彩成瘾无法自拔自责不已的。

　　“我们起码告诉他们彩票是随机性的，不可能预测。”一位热线人员坦言，对于上瘾的彩民，很难仅通过电话疏导说服，“我们在电话这头劝他不要相信预测，可他身边有一百多个彩民在预算走势图，这就像在拔河，我们的劝导作用往往要打些折扣。”

　　陈海平表示，国内对于彩民的研究滞后，更别说专业的疏导和救助机构。

　　国外强调“责任博彩”，针对“问题彩民”有系统的预防救助体系。比如有的国家规定，彩票投注站和ATM取款机间须有一定距离，防止彩民过度沉迷而造成经济损失。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彩民(赌徒)”，经过相关鉴定会，就有规定强制投注站不能对其出售彩票。彩民个人、投注站、彩票发行机构都有责任避免问题彩民的产生，“多人少买”，以此保证彩票公益性。

　　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处长朱卫国是彩票管理条例草案起草审查工作的直接参与者，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严格守法利善兼求，二是加强对问题彩民的跟踪研究，三是设立专门的问题彩民救助基金，四是加大支持社会力量关注度和解决问题彩民的力度。

　　(彩民及家属姓名均为化名)

　　政府应重视对问题彩民干预

　　■ 对话

　　【对话人物】

　　冯百鸣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所长

　　【对话动机】

　　作为彩票研究专家，冯百鸣不认同北师大调查的“我国彩民约两亿人，问题彩民约为700万”的数据。他认为，这些数据样本全部来自网络，彩民中究竟有多少人上网？网民中究竟有多少是彩民？

　　他称，中国的彩票发展指数已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但对于彩民、问题彩民的研究和干预远落后于西方。建议政府和彩票发行机构应该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大学或NGO的研究机构对问题彩民进行专业研究和干预，就像研究网瘾一样。

　　彩票发展指数已达高线

　　新京报：你认为现在有多少问题彩民？

　　冯百鸣：2006年和2007年，中国福彩和中科院心理所曾经通过投注站做过关于福利彩票的彩民调查，也涉及了“问题彩民”，当时没有把这4%确切称为问题彩民，只是说这部分彩民对彩票有较为严重的依赖倾向。

　　统计数据显示，问题彩民大概占统计总数的4%左右。学界估计，我国彩民总数在1亿到1.5亿之间，如果据此推算，问题彩民大概在400万到600万之间。

　　新京报：问题彩民应该怎么界定？

　　冯百鸣：问题彩民的研究首先应该定一个问题彩民的标准，这个标准目前学界已在做。我认为应该从这些方面去制定这个标准，比如购彩金额，花费的相对时间，个人的心理依赖程度，对个人身心造成的危害，对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造成犯罪等。

　　新京报：问题彩民意味着什么？

　　冯百鸣：彩票发展指数是国际通用指标，一个区域内彩票发行总金额与本区域内GDP的比值，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在0.4%到0.5%之间，中国已达到高线，超过了0.5%，西部地区一些省区，彩票发展指数几乎达到1%，这是很荒唐的。

　　彩票的一个基本理论是，发行彩票可以办一些公益事业，帮助更穷的人。现在存在一个悖论，购买彩票的人多是中低收入者，几乎都是穷人买彩票。如果穷人成为购买彩票的主力，甚至成为问题彩民，发行彩票的正义性和伦理性就会受到质疑。

　　不能只喊中奖不提风险

　　新京报：国外也有问题彩民吗？

　　冯百鸣：国内外发行的彩票性质基本一样，设计时都是公益性占最重要位置。但国外彩民比重比我们要高，国外大多数人都买彩票，无论穷人富人，是典型的“多人少买”。人家当成游戏玩，我们老是那一拨彩民在买，还买太多，甚至影响生活。

　　国内外发行的彩票，大致都是将发行额的50%对彩民进行返利，35%用做公益项目，15%是发行费用。国外会从15%的发行费用中拿出一部分，对问题彩民进行干预。

　　国内除了大学，政府和彩票中心没有针对问题彩民的研究机构和干预机构。学界一直呼吁，对问题彩民的研究，不能光由大学研究所做，彩票发行机构和政府应该拿出一部分钱，一年发行2000多亿，1%就是20个亿，拨出来百分之零点几就够了。

　　新京报：对问题彩民应如何疏导救助？

　　冯百鸣：首先是彩票发行监管机构的责任，跟彩票品种和博弈性强弱有很大关系。国际通行的彩票事业倡导“多人少买”，无论国内外，人们买彩票梦想发财，一夜暴富这很正常，但彩票发行机构不能以增强赌博性来助长这种“梦想”。设计彩票的游戏时，不要发行太快，要考虑彩票的博弈性的强弱，彩票的公益性必须要放在首位，只要发行量很容易出现问题。一般来说，返奖率越高，开奖速度越快，彩票的赌博性就越强。

　　还要注意引导宣传，不能只是宣传谁一夜之间中了多少万，而要多给彩民做风险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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