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里的纪念碑前给年轻人讲革命故事,陈明民感觉很有意义。
海口网9月19日消息(记者 陈元才)“我叫陈明民,是抗战胜利后塔昌村幸存9人中惟一在世的人,我想用塔昌村革命先辈们的历史告诉后人,活着的人必须有所奉献……”这是在一次革命教育活动中陈明民的演讲词开场白,对于这位78岁的老村支书、老党员,这也许是他退休以后惟一能做的、令他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陈明民坎坷一生,伴随着革命成长,48年的党龄,当了近20年的村支书,退休之后,他仍关注着村里的建设和村民的生活。
躲过日军扫荡
陈明民是海口大坡镇树德村委会塔昌村人,1935年,陈明民出生的时候,正好是革命活动在他的村庄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塔昌村是海口地区开展革命活动比较早的红色村庄之一,早在1926年就成立了大新党支部,是琼崖农村第一批中共组织。统计显示,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150多人的塔昌村,先后有57人加入中国共产党,90多名群众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塔昌村经历了三次血洗成了“无人村”,房屋全部被烧光,到抗战结束后全村只剩下了9个人,其中一个包括只有10岁的陈明民。
陈明民永远也无法忘记,在1942年日寇一次扫荡中险些丧命的经历。抗日战争期间,塔昌村由于共产党员多,革命活动频繁,成为日军清剿扫荡的重点对象,因此,塔昌村平时都没有人在村里。村民们白天在山里躲起来,天黑以后偷偷地回到家里,简单弄点吃的,趁着天还没有亮又悄悄跑回山里。
1942年的一天中午,陈明民跟村民们正在山里休息,突然听到枪声,紧接着,身边的村民一个一个应着枪声倒下。原来,汉奸带着日军来搜山了,见人就杀。陈明民跟着村民们四处逃命,可是不幸被日军开枪打中左臂,骨头被打断,只剩下皮肉将上下手臂拉扯着,疼痛使他无力再跑,只好倒在地上。日军越来越近,从他身边经过时,却没有杀他,而去追大人去了,没顾得上年龄尚小的他。到了晚上,日军收兵后,父亲才回来找到他,带他去山里的一个医院治疗。伤口治愈后,陈明民躲去了外婆家,不敢再回自己的村子,直到抗战结束。
陈明民的父亲陈文献和母亲云氏都是村里早期的共产党员,父亲在送陈明民去外婆家后不久就遇难了,母亲也在田里插秧时被日军杀害。
“到了抗战结束后,我们这些幸存者陆陆续续回到村子里生活,发现只有9个人,其中3个是小孩,3个是残疾人,村里已经被夷为平地,房屋什么的都没有了。”陈明民说。
陈明民指着左臂上的疤痕说:“这是以前被日本人开枪打的。”
见证改革巨变
解放后,陈明民在村里参加农业生产,由于表现突出,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8年,当上树德大队(现在的树德村委会)书记,一干就是15年,直到1993年才退休。
当了大队书记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召开了,当时陈明民不知道这次会议对中国以后的政治经济影响有多深远。不久,他按着当时上级的指示,带领农民分田,落实包产到户的政策,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亲眼目睹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陈明民说,“以前大公社的时候,大家都是一起吃大锅饭,一起干活,记工分,懒惰的人和勤奋的人劳动收成差别不大,干好干坏都一样,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不高。包产到户后,勤劳的人就可以多收成,懒惰的收成就少,所以包产到户后村民们生产的积极性高了很多,部分勤奋的人就先富起来了,这是我们农村的一个大变化。再到后来,种田的农民可免征农业税,还有农村合作医疗,看病都可以报销一部分,比如我这次生病来海口住院,就可以报销40%的医药费,减轻了我们很大的经济压力。”
晚年的生活比较简单,但陈明民觉得快乐而满足。
晚年生活满足
晚年的陈明民生活简单而快乐,他说自己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会打牌赌博。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村口的烈士碑前,给年轻人讲村里的革命故事,他觉得这也许是对年轻人最好的教育,也是晚年生活他认为最有意义最自豪的事情。
对于村里烈士碑上的名字,大部分他都很熟悉,其中包括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名字,而且大部分烈士的故事,他都能说得一清二楚。
闲暇的时候,陈明民也喜欢到村委会去串串门,村里现在变化很大,村委会的办公条件也比以前好得多,让他感觉十分欣慰。
“我的生活很快乐,也很满足。经济上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比起以前也很知足了,至少不用像旧社会那样经常挨饿,还整天提心吊胆地躲着。当你学会奉献的时候,自己心里就会感觉满足和快乐。”陈明民说。
听说中共琼崖的相关旧址计划重建,陈明民很高兴。
陈明民偶尔会到村委会串串门,现在的办公条件比以前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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