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19日举行“儿童用药问题”专题研讨会。据了解，目前儿童药品十分紧缺，市场现有的3500多个制剂品种中，供儿童使用的仅60种，比例仅为1.52%。国内90%药品无适宜儿童的剂型。（9月19日《新京报》）

　　即便没有上述数据，仅凭日常生活经历，“儿童用药匮乏”其实也是一个人们早已熟悉的事实。比如，平常在给孩子看病治疗过程中，无论是自己买药，还是医生开药，几乎都很少能遇到专为儿童设计的专用制剂，大多数时候都是使用成人药品“减量”、“掰成几分之一”。

　　如此原始简陋的儿童用药方式，显然非常不科学，蕴含着极大的健康风险。这诚如儿科专家曾指出的，儿童并非“缩小版”的成人，“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身体很多器官的特性都和成人不同，很多成人药不适合孩子用”。关于这一点，去年曾闹得沸沸扬扬、一度被称为“夺命退烧药”的“尼美舒利”，可以说就是一个鲜活的教训：由于存在针对儿童的不良反应，国家药监局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尼美舒利“禁用于12岁以下儿童”。

　　事实上，从更宏观的儿童医疗角度来看，时下我国严重“匮乏”的，又何止一个“儿童用药”？在其他许多与儿童医疗保障密切相关的领域，同样也是如此。比如，儿童医院严重匮乏。如我国儿童占总人口20%以上，但全国专门的儿童医院却只有68家，仅占1.3万家医院的0.52%。再如，儿科医生的严重匮乏。目前全国只有儿科医生6万多名，每千名儿童仅拥有0.23名儿医，而美国每千名儿童有1.36名儿医，参照该标准，“我国至少还缺20万名儿科医生”。

　　应该说，从纯粹市场角度看，包括“儿童用药匮乏”在内的上述儿医困境，确实具有某种必然性——与儿医固有的“高成本、低收益”特殊性密切相关。据业内人士介绍，囿于儿童生理（更为娇嫩、脆弱）和心理（儿童常常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病情）的特殊性，相比成人医疗，儿童医疗往往需要更为高超精湛的医术、精良的药品，也伴随着相对更大的医疗风险。而同时，由于“儿科患儿用药量小”，儿医的经济效益往往又很差，“不像老年慢性病那么‘赚钱’”。

　　显然，这种“市场失灵”的背景下，要有效化解儿医面临的种种匮乏困境，政府的补漏、救济、平衡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比如，通过出台各种政府补贴、扶持优惠政策，鼓励扶持儿童专门药品的研制开发；通过加大政府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推动增进儿科医生的培养、供给，兴办更多的儿童医院。再如，大幅提高政府针对儿童医保的财政补贴水平，进而提高儿童医保的保障水平。

　　“再苦不能苦孩子”、“医改目标是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因此，“用药匮乏”等儿医困境，归根结底，其实是对政府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和水平的一种检验、考验，既是对政府全面深入保障儿童健康权利能力水平的一种检验考验，也是对政府兑现落实“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医改目标的一种检验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