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需要器官移植的病患来说，人体器官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生命馈赠。得之则生，不得则意味着生命在不可知中损耗。在这样的情势下，一家医院如获得捐赠器官，本医院的病患往往会有优先权，其他医院即使有更严重病患也可能难以获得。

　　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人体器官的稀缺性，导致其在实际中的分配存在某种不公平、低效率。对于挽救生命来说，理论上讲应是优先拯救生命垂危者、优先用于器官存活率高者。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把人体器官优先用于生命最亟须的地方。卫生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中国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即是针对现实中的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从制度上捍卫这一生命理念。

　　“规范捐献来源的器官，有效地降低移植等待名单中的患者的死亡率，提高接受者的术后生存率，并消除不公平性”“提高分配的效率，降低或者防止器官浪费”“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显然，这样的制度设计理念和原则，理论上讲能够有效破除人体器官的不公平、低效率难题，不过在实践中同样会受到严峻考验。

　　这一考验，和很多稀缺资源的分配是一样的。这就是如何摆脱权力、金钱、关系的干扰。人体器官的稀缺性以及分配共享系统建成后的相对充裕性，最终必然会促使一些病患通过权力、金钱、关系去优先获得。即使掌控器官资源分配的权力一方不会搞寻租，它也可能难以抗御来自各方面权力的说情甚至直接干预。那么，这一制度设计如何能经受得住考验？如何能建树权力的公信力而不是失信于民？显然需要更多周全思量。

　　而从人体器官移植领域的N道难题看，不公平、低效率仅仅是其中的两道而已，器官来源问题、获取问题、伦理问题等等都需要系统面对。有资料显示，美国每年有6000名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过程中死去，等候器官移植的名单上有9.1万名患者，等候人数的增加是捐赠人数的2倍。而世卫组织统计称，全世界需器官移植手术的病人与所捐献的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比1。显然，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从国家层面来说，更需要去系统破解这些难题，从根本上给生命的拯救创造更多机会。

　　9月中旬，一场交换活体肝移植手术在北京武警总医院顺利完成，罗丹、尹春林两位母亲实现“换肝救子”。显然在实践中，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活体移植仅限亲属之间”的相关规定得到突破。但从全国范围看，伦理方面的难题更需要法律和制度的建树去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