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确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改革方案。据《新京报》昨日报道，10月中旬，红十字会总会公开选拔干部，改革序幕就此拉开，但“去行政化”遇阻，未能列入改革方案。

　　2011年，赵白鸽出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时，改革决心就得到果断宣示，并一再被强调。

　　作为“官办慈善”的典型，红会的问题不局限于自身，问题之积累也非一时一日。“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导火索，显示今时今日人们对公益慈善机构的认识、判断与新的期待。在这个意义上，红会改革不能简单被当做一个机构的内部改革。

　　有人认为，红会的问题在于行政化，改革的核心就是去行政化。行政化的深层次问题在于：行政权力借社会组织而向社会领域延伸，而有官方色彩的社会组织，不仅要遵从行政权力的宗旨，也要依照行政规律运作，它的架构、组织、人事自然只能是行政化的。这就是说，红会可以裁汰编制，在内部进行修补，但是它的身份如何界定，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怎样摆，问题更为深重。因此，改革须有更高统筹。

　　红十字会跟很多社会组织有不同。红十字会不为中国独有，它是世界性的慈善救援组织。虽然具体到各国，红会身份有各自的法律表述，但总体原则是身份独立。在这个前提下，红会可以与政府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在不少国家，政府官员甚至直接出任红会职务，有的国家的红会还可以通过理事职务吸纳政府官员，以体现政府意愿。但政府、红会之间不构成行政隶属关系。

　　确保独立身份，同时与政府合作，一方面可以完成慈善救援的本职任务，一方面也可以协同参与政府组织的社会应急、救援工作。这不同于传统政府的大包大揽，仿佛社会组织总不让人放心。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创立已近一个半世纪，中国红会也有百余年历史。历史上，中国业已成为两大红十字国际组织的成员。随着会员国的扩充，红十字会的任务也开始由单一战伤救护发展到对自然灾害的援助、意外伤害的急救、社会福利以及开展世界各国慈善救助事业之间的友好合作，壮大和平力量，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无论时势变迁，虽有问题呈现，但总体而言世界各国红十字会都坚守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统一、普遍，并不因国家制度的差异而有根本区别。

　　中国有自身国情，但红会改革，完全可以参照国际通行做法，以明确政府、社会组织的正常关系。红会受到权力的特别庇护，对权力形成深度依赖关系，几乎难有高效运作，也没有压力和动力去追求效率，此外，“官办慈善”与民间组织之间也可能因此形成门槛，相互间无法公平、自由竞争，从而也大大削减了社会事业的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去行政化也是去掉行政壁垒，让政府和社会组织各归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