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在习近平心中有着最重的分量。基层,是他去的最多的地方。
1988年,习近平到福建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宁德是当时中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为跑遍这里的乡村,他经常一连数日坐着吉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常常颠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有时腰疼得一时下不了车。在不通公路的偏远山区,他就踩着泥泞湿滑的危险山路步行进去,其中有个乡叫下党,他从早上7点半走到中午12点多才进到乡里,受到最为热情隆重的欢迎,乡里百姓说他是“到过这里最大的官”。他推动改造了几千村民世代居住的茅草房,为祖祖辈辈漂泊海上的船民在岸上修建了住房,使他们可以下海打渔、上岸居住,安居乐业。
在宁德时,他提出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政策宣传下基层的“四下基层”要求。到福州后,他建立了领导干部下访接待群众制度,走遍福州五区八县。他曾经带领福州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后来他又在浙江大力推行这项制度。他说,“下访接待群众是考验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准的大考场,来访群众是考官,信访案件是考题,群众满意是答案”。2003年9月,他带着浙江省三级主要领导,到问题多、矛盾集中、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浦江县接待来访群众,并明确要求预先告示、广而告之。以浦江下访为序幕,浙江全面开展了领导干部下访活动,全省各级普遍建立了领导下访的长效机制。
200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长广煤矿浙江矿区,乘罐笼下到近千米的井底,弯腰弓身沿着低矮狭窄的斜井走了1500多米,来到采矿点看望慰问在井下采煤的工人。
习近平很重视通过新闻媒体同群众进行交流。他曾以“哲欣”为笔名在《浙江日报》专栏上发表了232篇短论,以平等交流的语气,及时回答现实生活中群众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浅显易懂地讲道理,很受欢迎。群众说这是“用大白话,谈大问题”。
习近平待人宽容厚道,但在涉及群众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又非常坚持原则。他常说,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不要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在宁德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宅时,针对干部存在的一些为难情绪,他严厉批评,拍案而起:我们是得罪几千名干部,还是得罪几百万群众?!主政浙江时,他大力推进干部作风建设,一年时间里,有许多干部就因为不作为而受到处分。
习近平又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他不忘师恩,每逢过年都会给老师送上问候和祝福;他尊老爱幼,在正定时把县里第一辆小卧车让给老干部用,还特地设立了老干部病房和活动室;在福州时他长期资助家庭困难的孩子读书,直到他们走上工作岗位。
多年不变的深耕基层、踏实亲民的作风,使习近平在广大老百姓中赢得“平民书记”的赞誉。他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
“功成不必在我”
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示改革决心,积极倡导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广大干部群众眼中,习近平是一位思想解放、眼界宽广、目光长远的富有改革精神的领导者。
在中国经济特区之一的厦门工作时,他领导制定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成为厦门此后发展规划、实施计划及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他担任市金融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管理建设等领导机构负责人,研究制定了推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推动厦门实现计划单列,主导协调解决了计划单列涉及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为厦门长远发展争取了许多有利条件。
习近平认为,作为领导者,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远,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
在河北正定时,得知《红楼梦》电视剧组在寻找外景基地,习近平看到潜在的商机,主动上门洽谈,力排众议,说服有关部门和县里投入大笔资金在正定建设拍摄基地“荣国府”,并修建荣国府旅游景区。荣国府在建成当年的旅游及门票收入就达1000多万元,不仅收回投资还有盈利。而此时,他已离开正定到了厦门。他创立的“正定旅游模式”让正定后来受益很多。在《红楼梦》拍完之后,又有170多部影视剧在这里拍摄,高峰时每年有130多万人次参观游览。
他在1992年提议并主持制定的“福州3820工程”,分3年、8年、20年提出了不同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步骤与措施等。当年确定的主要目标早在几年前就已全部实现,洽谈引进和开工建设的一批特大项目如冠捷电子、中华映管、东南汽车、南方铝业等,带动和培育了一批富有特色的产业群,为福州近20年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至今仍是福州的领军企业。
担任福建省省长时,习近平在2001年率先开展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的专项工作,得到老百姓广泛称赞。
习近平在1999年率先提出要建设“数字福建”,2000年省人民代表大会正式作出相关决定。他担任了“数字福建”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十多年来,这张看不见的“网”逐步四通八达,覆盖了居民生产生活、公共行政服务、城市管理等方方面面,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到2010年,福建是全国唯一一个实现全省医院就诊“一卡通”的省份。
2002年,他对武平县的林改工作给予肯定和支持,福建由此在全国率先开展了以“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来成为全国林改的标杆。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习近平十分重视生态保护,提出要把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让生态自然造福子孙后代。针对福建长汀水土流失严重问题,他于2002年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随后福建成为全国第一批生态建设试点省。经过10多年持之以恒的努力,长汀百万亩荒山重披绿衣,福建也成为全国唯一的水、空气、生态环境全优的省份。
2002年到中国经济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浙江工作后,经过大量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习近平2003年提出并组织实施“发挥八个方面优势,推进八个重要举措”的“八八战略”,为浙江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针对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他形象地提出“两只鸟”论,要求浙江在“腾笼换鸟”中实现“凤凰涅槃”。“腾笼换鸟”,就是把“走出去”与“引进来”结合起来,积极参与全国的区域合作和交流,腾出发展空间,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凤凰涅槃”,就是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摆脱对粗放型增长的依赖,实现产业和企业的浴火重生、脱胎换骨。
2004年,他在浙江推广武义县在村支部、村委会之外设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经验,建立了村级权力的制衡机制,实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村务监督。村民自治在共建共享中推进,基层民主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农村生活常态,融入农民日常生活,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形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按照老百姓的话说,“这个机制简单得很,就是能让我们看着村干部,不让他们乱来。”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他还提出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并形象地用“三老”经济来比喻,即:浙江经济是传下来的“老祖宗”经济,因为自古以来浙江就有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的文化传统;是逼出来的“老天爷”经济,因为老天爷给你的自然资源紧缺,就逼迫你必须学会“无中生有”,走出去“闯世界”;是创出来的“老百姓”经济,因为浙江广大民众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同时又强调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借船出海、借梯登高,主动接轨上海,与江苏等邻近省市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些举措的实施,不仅直接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促进了整个长三角一体化进程。
2007年,习近平主政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到上海后,他继续倡导力推长三角一体化。在谋划上海未来发展时,他提出,上海的发展绝不可能独善其身,也绝不可以独惠其身,必须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来思考和谋划,上海要当仁不让地做好长三角的“龙头”。
他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上海城市精神”中,增加了“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八个字。上海媒体评论说,这不仅切中了上海舒筋活血之穴,为“上海城市精神”扩了容,更是一次上海向“外面的世界”深思熟虑、更高层次的姿态表达。许多外地的干部群众也纷纷感叹道,“上海变了”。
·凡注明来源为“海口网”的所有文字、图片、音视频、美术设计等作品,版权均属海口网所有。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进行一切形式的下载、转载或建立镜像。
·凡注明为其它来源的信息,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网络内容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举报邮箱:jb6682233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