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率逐年下降 需调整收入分配制度

　　破解消费短板迷局

　　完善制度设计，构建持续性的刺激计划，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规范流通秩序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投资和净出口，消费需求始终是短板。为了发挥消费需求在转方式、调结构中的作用，积极应对持续低迷的国际需求，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举措，但消费需求依然不振。

　　特别是，在出口大幅下滑、投资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虽然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但消费需求增速仍然呈现明显下滑。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破解这一迷局？

　　消费依然“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高速增长的最强动力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和净出口。

　　从消费的经济贡献看，“短板效应”日益显著。2000～2011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5.5%，而投资对GDP的贡献率由22.4%提高至48.8%。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占比由2000年的74.5%降至2011年的72.2%，同期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8%，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表现明显。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低下的居民最终消费率。2000年以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之间。其中，美国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而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2011年期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从46.4%下降到35.5%，不仅降速快，降幅也很突出。

　　从消费结构看，呈现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增长缓慢的特点。从消费需求变化趋势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存型的“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会不断下降，发展和享受型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会持续上升。但在我国，生存型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高，而且呈现上升趋势。2000～2011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由69.3%提高至70.8%，发展和享受型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则由27.3%降至25.2%。同期，农村居民两类消费支出占比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化趋势。这一情况与发达国家形成了显著的反差。例如，2011年美国“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仅为45.5%，而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占比则高达20.6%。

　　从消费差异看，我国城乡和区域差距不断扩大。就城乡差距看，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达到了76.82%，而占据总人口比例48.7%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仅为23.18%，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比也由2000年的2:1，增加至2011年的3.3:1。从区域差距看，中西部地区消费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很大差距，2011年东、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支出相差高达2.7倍，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分别为53.3%、17.6%、19.9%和9.27%。

　　四大因素制约消费增速

　　首先，国家宏观制度不完善，制约了消费需求增长。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2000～2011年期间，我国GDP平均环比增速15.2%，分别高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环比增速的12.0%和10.9%。收入水平的缓慢增长导致消费倾向走低。2000～2011年期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降至69.5%，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维持在74%左右。

　　收入两极分化不断加剧。2000～2011年期间，我国的基尼系数从0.41提高至0.55。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日本和德国，基尼系数均小于0.3，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0.37。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高收入群体有支付能力但缺乏购买意愿，低收入群体则望物兴叹。

　　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降低了消费预期。2011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为31.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1.5和22.8个百分点。其中，医疗支出比重分别低3.4和7个百分点，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分别低10.6和19个百分点。由于这些民生的基本保障不健全，影响了人们的心理预期，消费者不得不压制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信贷制度不健全，挤占了消费空间。我国信贷制度发展滞后，消费信贷占GDP比重较小。2011年，美国消费信贷约占GDP的20%，而我国仅为12%。信贷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消费者只得依赖自身积累来满足“衣食住行”需要。这种自我积累型的消费模式，必然对居民当前消费支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其次，消费刺激政策不持续，导向不尽合理。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与农机下乡、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等补贴政策。虽然对拉动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消费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大部分是在危机情况下的应急之举，缺乏可持续性。从科学发展的角度看，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恒久动力。另外，这些刺激政策主要针对耐用消费品，对快速消费品、金融服务、娱乐消费的拉动作用极为有限，因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耐用消费品消费具有周期性，现行的需求刺激政策还会造成生产的周期性波动，也导致行业发展的不公平待遇。

　　第三，有效供给不足，产品高度同质化。

　　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平衡是消费需求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在我国，这一平衡不存在。长期以来，大规模的重复投资和低准入限制造成区域产业高度同构，产品同质化现象尤为明显，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据商务部对我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供求状况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1/3，供过于求的商品约占2/3。

　　第四，流通顽疾根深蒂固，抑制了消费潜力释放。

　　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造成我国流通领域存在诸多痼疾，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流通组织化程度低下。2011年，我国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8%，而欧美发达国家约占60%以上，美国已达80%。二是流通效率低下。2011年，我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库存商品总额占全年销售比重为9.3%，而发达国家仅为1.3%左右；三是流通成本居高不下。2011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8%，而发达国家还不到10%。这些流通痼疾既扭曲了价格，也使一些符合消费需求的产品难以进入流通市场，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

　　完善制度提振消费

　　完善制度设计，提升消费能力。

　　首先，调整收入分配制度。一是通过税制改革等措施加大二次分配的调整力度，加快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二是切实缩小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人员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垄断行业，要加快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和收益分配原则。

　　其次，改善消费预期。一是加大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服务支出的支出力度和支出规模，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二是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方案，完善大病保障制度；三是探索实施多种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形式，建立商品房调控的常态机制。

　　最后，扩大消费信贷。一是优化城市消费信贷结构。逐步调低住房贷款在消费贷款中的比重，深度开发高档耐用消费品、教育、旅游等信用消费产品；二是大力发展农村消费信贷。以关联交易为抓手，大力发展生产资料消费信贷，重点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和龙头企业中介作用；三是整合各类信用信息资源，推动联合征信，鼓励使用个人信用；四是在加强监管和风险控制前提下，支持信贷标准、类型、流程和方式的业务创新。

　　发挥政策导向功能，建立持续性的消费刺激计划。一是大力发展信息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根据信息消费发展的特点，以税收、补贴等手段，启动信息消费刺激计划，发挥信息消费在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中的积极作用；二是针对特殊群体，启动公共性消费刺激计划。借鉴“学生奶计划”，加大对“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投入力度，尽快启动“中年人健康改善计划”、“老人保健消费计划”。

　　加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一是调整产品结构，重视智能技术、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根据不同的消费层次开发贴近消费需求的产品，创新产品供给，开拓新的消费领域；二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解决服务业不合理收费问题，规范服务秩序，提高服务质量，促进中高收入群体在教育、高品位的娱乐、旅游、保健、新型通讯产品以及个人投资理财咨询和家庭服务业等方面的消费。

　　规范流通秩序，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一是支持建立健全现代消费品营销体系，积极推动消费品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交易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发展，提高流通效率。二是尽快出台降低流通费用的综合性实施方案，切实规范零售商和供应商交易收费等流通环节收费行为，真正改变“重生产、轻流通”的局面。三是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加大消费品质量和安全监督，加大惩罚力度，增强消费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