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分分合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懋功。会师之初,张国焘便仗着四方面军实力,蔑视中央红军。这一点,连已是边缘化的原共产国际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他说:张国焘“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中央确定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他在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后,又再次以“统一指挥”等为借口,写信向中央要权,消极对待北上的方针。中央考虑到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并为促使四方面军北上,于7月18日,在芦花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扩大会议,同意他担任红军总政委,并让陈昌浩担任军委常委。
由于他的一再拖宕,以致让胡宗南部得以集结扼守松潘,红军决难由松潘而入甘南,只得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将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继续执行北上的方针。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当右路军终于走出荒无人烟的草地,并打开红军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时,他的南下主张非但丝毫未变,而且越发的无所顾忌。
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由苏联回国到达陕北。1936年1月24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
得此电文后,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与毛泽东所各执一词的“北上南下”之争,终于等来了可以裁判的关键人物。细细揣度,建党初期,他便和林育英在武汉出生入死,这种私交旧谊,林育英总不会淡然处之,无动于衷。想到此,他胸有成竹地回复一封长长的电文,将“分裂党和红军”责任,完全推给中央的“北上”路线。这封电文还是以中央的名义发出的,其用意无非是求得林育英的承认或默许。林育英接电后即复电说:“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并说:“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
读着态度如此鲜明的电文,他仍然不甘心,又给林育英去电:“浩兄: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怀疑林育英已失却自由,其阴暗的心理可见一斑。此时,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自分裂活动以来,一直遭到朱德、徐向前等的反对,中央的决定和国际代表的态度,更使张国焘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这期间,毛泽东频频去电张国焘,反复强调:“对过去争论一概不谈”,“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我们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他再没有理由拒绝中央的指示,不得不下达北上的命令。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南下分裂主义错误彻底破产。
执迷不悟的变节者
张国焘是个精明人,知道依照党内斗争的惯例,长征路上的这番折腾,是不会轻易过去的,与其被动挨批,不如主动过关。他找到毛泽东,想找到谈话的话题,毛泽东却对过去的争论只字不提。他又找到林育英,想让林以国际代表的身份从中调解。可是,不久便发生了西安事变,这种努力也就自然而然地搁了下来。
1937年2月6日,他将《从现在看过去》的检讨交予中央,把自己的错误,分为5个方面进行检讨,承认:“我自己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于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结果”。“这在政治上是原则性错误,在组织上是组织路线的错误”。
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凯丰看了这个检讨,很不满意,于2月27日发表了洋洋洒洒数万言的文章——《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文章分为13部分,从政治、组织、军事、民主等方面进行分析,给张国焘定性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右倾主义和军阀、土匪主义。”文章还说:由于张国焘以“私人意志去改变”北上的战略方针,以致使“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决中央’的话来。张国焘给徐、陈的密令,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以凯丰的身份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其传播的权威性及广泛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中央政治局3月召开的会议上,他照例作了检查。朱德、任弼时和彭德怀、林彪、贺龙等作了批判性发言。3月30日,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其中说:“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草地密电”。
这份电文只是讲到开展党内斗争的程度,而没有“武力解决”的内容,“武力解决”是凯丰文章中说的。
会上许多人要求撤消张国焘的党内外职务,除开其党籍。中共中央考虑到他已认识到错误,且又同意中央的路线,故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对他不作组织结论,还保留其在中央的大部分工作。
他给中央送上第2份检查后,有意退出政治中心,从在延安与毛泽东比邻而居的窑洞搬了出来,住到城北郊的一座石头窑洞里,用他的话说:“我独自隐居在那里,闭门谢客,连电话也不装置。”“中共中央虽然照常发给我开会通知,和政治局各项文件,我总是置之不理,不去出席,也不告假,这是我的无言抗议。”
尽管如此,中央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将政治局会议开到他家,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大约是四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毛泽东率领着所有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来访我,我们相见握手问候。他们满面笑容,赞赏我的住所是世外桃源,并表示有一难决的事特来请教。”
不多日,抗大教务长成仿吾请他去抗大教授政治经济学,而这恰是他所乐意的,因为,他曾在莫斯科列宁学校读过约二年的《资本论》,这正是用武之时,又何乐而不为呢?在经济学的讲授中,他的心情好多了。他说:
“我这样努力了三个月,幸好完成了任务,如果不是芦沟桥的枪声,改变了我的教学生涯,也许我能成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四十多个学生和我相处得水乳交融,彼此坦诚相对,连师生间的矜持也没有了。学生们觉得我是他们遇见的经济学教授中最能干的一个,学校当局也把我当作一名好教书匠。”
这时因西路军的失败,对张国焘路线的批判,又在延安掀起高潮。也就是此时,王明端着国际代表的架子,从莫斯科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应王明的要求召开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了莫斯科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精神,而他印象最深的则是:“王明不说斯大林疯狂的清党曾杀害了很多同志,反说是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实施陷害,这真令人毛骨悚然。”“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明联共内部有大量的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
听着这些火药味极浓的话,他不免有些心惊胆战,而会后王明单独找他的谈话,对他的选择,也就是他自称“一次冒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王明说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的根子是:“托派在暗中作怪。”并且告诉他:“李特、黄超就是托派,他们在迪化经邓发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他已经感觉到“王明反托派的矛头,竟是指向着我的。”王明从莫斯科带来的苏联肃反、反托的左倾经验,令他总是杯弓蛇影,心有余悸。他说:
“这就证明斯大林的魔影,已变本加厉的随着王明到中国来了。由于这种重大的刺激,我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这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
机会终于来了,1938年清明节是例行的祭黄帝陵的日子,他利用这个机会离开延安来到西安,一头扎到国民党的怀抱,虽经诸多的同志的劝说、挽留,就是不愿再回延安。至此,他结束其之前还多少有些光明的历史,开始其变节者的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