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热议城市精细化管理:全民参与根治顽疾

　　北京、上海遭雾霾“袭击”，部分城市交通拥堵、垃圾“围城”、内涝潜伏……随着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增长连续居于高位，中国社会面临人口、环保、安全等新一轮的压力，大城市纷纷遭遇精细化管理的瓶颈，有的难点问题已令政府部门如坐针毡。

　　大城市病如何通过精细化管理标本兼治？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纷纷热议。

　　治霾＋治堵，刻不容缓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蔡建国带着一份全方位“治霾”的书面建议进京。他说：“环境问题不应随着雾霾散去而被遗忘，公民的环境权益应得到更全面有效的保障。”

　　今年以来，北京等地出现连续雾霾，空气污染严重，代表委员对此忧心忡忡。如何改善空气质量被视为全国两会焦点话题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顾也力认为，大城市病表面上看形态各异，但实际内部存在着各种因果联系，治理也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比如空气质量与机动车尾气排放及交通拥堵有关联，城市内涝与垃圾处理也有内在联系。他认为，治霾、治堵等已刻不容缓，但也要综合分析，政府部门不可草率行事，“一限了之”。

　　全国人大代表、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院士在两会前夕就抛出“雾霾比非典更可怕”的警示语。他建议，改善空气质量，亟待从降低汽车尾气排放入手。

　　与“治霾”呼声几乎同样强烈的是“治堵”。上海常住人口已有2300多万，北京紧随其后人口突破2000万大关，广州和深圳也是不折不扣的人口输入型城市。一些城市如“摊大饼”般向外发展，中心城区交通极易堵塞甚至瘫痪，成为城市居民挥之不去的“阴影”。

　　来自京沪粤等地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将提出一系列治堵的“加减法”策略，“加”的是城市公共交通的综合容量和城郊新城建设的产业和生活配套，“减”的是参加竞拍和摇号的车牌增幅，希望实现机动车总量的宏观调控。

　　治理靠制度，干部要有“法商”

　　治疗大城市病，制度设计必须先行。这已成为众多代表委员的一项共识。

　　全国人大代表严诚忠分析，大城市病非中国所特有，世界各大城市的治理经验，一般都是“制度先行”。比如交通拥堵，一个主要原因是交通承载力和车辆比例失调，解决拥堵问题，需要制定更科学有效的车辆分流方案。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王名认为，很多大城市病归根到底是“大”引起的。全国上千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已有十几个，严控大城市规模，通过法律和制度限制类似乱摊大饼的发展模式，才能从源头上治疗大城市病。

　　代表、委员对领导干部治理城市病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些委员认为，当城市发展面临新一轮挑战时，政府在改善法治环境等方面，仅仅做“加法”还不够，还需要做“乘法”；领导干部在治理一座城市时，要有“智商”、“情商”，更要有“法商”，只有追求依法行政的“乘数效应”，才能根治城市顽疾，造福百姓。

　　蔡建国委员认为，政府若能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来自民间的环境诉求，建立更畅通的表达渠道，将有助于治理大城市病。从这一点看，城市病频发的压力，还可以产生倒逼地方政府部门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制度设计的作用。

　　全民参与，根治顽疾

　　当政府部门忙于治理城市病之际，老百姓是否就可袖手旁观？

　　一些代表委员提出，政府公权力要“有所为、有所不为”，除了科学合理地动用行政资源，还要善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城市顽疾治理。

　　王名委员说，今年春节，虽然PM2.5观测值在短时间内还是攀高，但一些大城市燃放烟花爆竹的量已有所减少，说明通过“全民参与”来应对各种城市难点问题效果明显，当民众环保意识提高、政府措施得当，就会形成合力。

　　蔡建国委员建议，从创新社会管理的角度看，依法注册的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等也完全可以在城市治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从而降低政府部门的高耗成本，改善目前一些地方“疲于奔命”的现状。

　　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等认为，中国的大城市病不是“不治之症”，在更加完备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的框架下，让老百姓更直接地从中受益，就能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为城市治理注入更多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