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上两人初次相识。毛泽东后来对邓小平说“我只见过你一面，你是毛派的头子”则另有所指。

　　１９２７年，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６月，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任处长、中共组织书记兼政治教官的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冯玉祥“礼送出境”。８月７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的政治秘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第一次相见了。因为是处于秘密状态下开的会，邓小平还仅是一个秘书，他们之间不可能有太多的交流。会上，毛泽东发了言，强调：“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邓小平没有发言。

　　德国作家乌利·弗兰茨在《邓小平传》中指出：“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对邓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在汉口这个火炉般的夏日里，他第一次结识了未来的朋友毛泽东。”“八七会议”的历史，留给邓小平一段解不开的情节。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日，邓小平为“八七会议会址”题写了牌匾；同年７月１５日，邓小平又参观了“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他很清楚地记得当年开会的情景：“李维汉是秘书长，会议代表有二十几个人，我是中央秘书。陈独秀原先要搞正规大中央、搞八大秘书。我就算是一个。以后没有到齐。我是政治秘书，还有刘伯坚没有到任……”望着会议参与者的画像，邓小平感慨地说：“当时都是年轻人。毛泽东３４岁，瞿秋白２９岁，李维汉３１岁，任弼时２３岁，我２３岁，陆定一那时比我小两岁……”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初，邓小平随中共中央迁到上海。１２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毛泽东则在“八七会议”后赴湖南组织秋收起义。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１９２７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上了中共中央秘书长。２３岁，谈不上能力，但也可以干下去。”

　　１９２９年夏，２５岁的邓小平被党中央派到执掌广西政权的李明瑞和俞作柏部工作，为建立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作准备。邓小平对在井冈山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的工农红军十分钦佩，提出百色、龙州起义后发展的方向是：“左、右江取得联系以推进向湘粤发展，以造成与朱、毛、彭、黄会合的前途”，“造成与朱毛会合的前途。”由邓小平任政委兼前委书记的红七军，明确提出了“扩大红军割据，迅速与朱毛会合”的口号。

　　１９３１年２月，邓小平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邓小平在红七军的工作被认为是执行了“立三的盲动冒险主义与富农路线”。８月，邓小平被派到中央苏区，不久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澳大利亚作家大卫·古德曼在所著《邓小平政治评传》中说：“这使他第一次有机会和毛泽东进行密切交往。寻乌县在毛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形成发展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毛通过一系列到农村的调查发展了这个战略，其中有一次就是以寻乌为调查基地的。虽然没有当时邓对毛的农民政策观点的任何记录，但邓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通过江西南部和右江苏维埃内发生的事件对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就任后，首先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制止了乱捕乱杀现象，为蒙冤的干部群众平了反，“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对于中央苏区“肃反”错误，毛泽东也负有一定的责任。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５日，邓小平在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意见时曾经指出：“开始打‘ＡＢ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了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筹备成立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首府所在地要设立在瑞金，所以作为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积极参与了筹备工作。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８日，毛泽东、朱德等苏区中央局领导成员抵达瑞金后，也将苏区中央局的所在地由宁都迁往瑞金。邓小平以及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向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汇报了瑞金的工作情况，毛泽东表示满意。这也是他们在“八七会议”之后的第一次相见。这次会面，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７５年５月３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只见过你一面，你是毛派的头子。”说的就是１９３１年９月的这一次，因为１９２７年８月７日那一次他们并没有单独交流的机会，在毛泽东看来可能并不算一次。

　　毛泽东受打击与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日到５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代表团，在瑞金叶坪村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毛泽东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他在会议上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这为他们后来遭受打击埋下了伏笔。赣南会议鉴于毛泽东对“中央指示”的反对态度，决定撤销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剥夺了他对苏区党的事务的领导权。

　　赣南会议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遭受打击的开始，支持他的邓小平等人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１９３２年５月，邓小平被调离瑞金，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不久，又改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兼江西军区第三军分区政委。１９３３年１月，执行“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对并不存在的所谓“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反对毛泽东。罗明曾深有感触地说：“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为了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为了‘杀鸡吓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

　　博古等人打击毛泽东，邓小平等人自然也难以幸免。对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的错误做法，邓小平等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了抵制。对于“左”倾中央领导人讽刺毛泽东“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做法，邓小平等人不同意，指出：“大城市中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他们把上海来的“左”倾中央领导人称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左”倾中央领导人对此十分恼火。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寻乌县被广东军阀占领，邓小平及时地组织了退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左”倾中央领导人却抓住这一点，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于是，一场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错误运动在江西展开了。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０日出版的《斗争》第３期，发表了《什么是进攻路线》的文章，点名批评会、寻、安“长期站在纯粹防御路线泥坑中”。３月下旬，苏区中央局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洛甫以中央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指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皇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会议在中央局领导下，决定改组会、寻、安中心县委，召开三县各级代表会议，以开展“反机会主义路线”。

　　４月１６日至２２日，在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下，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江西党的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展开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会议进一步把邓小平与所谓“邓、毛、谢、古小组织”联系起来，将他们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并对他们进行批判与斗争。邓小平等四人在原则问题面前并没有退却，他们在这次总结会议上与他们所写的申明书中，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观点。在第二次申明书中，他们以共产党员应有的高贵品质，坚持真理，再一次阐述他们的正确观点，比第一次“检查”中的观点写得更为明确具体。“左”倾领导者责成他们交出一份像样的申明书，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们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的。”

　　１９３３年春夏，邓小平先被撤销了会寻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尔后，他又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派到边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知道后，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罗荣桓商量，决定将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接替到红三军团兼任政委的杨尚昆。经过王稼祥的多次争取，博古终于同意让邓小平到总政工作。在总政，邓小平负责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

　　１９４３年，林伯渠在陕北曾就当年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的情况，作诗一首：“偶忆往事便心惊，谢毛邓古剩小平。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的确，到１９４３年，当年的“邓、毛、谢、古”四人，除邓小平外均已牺牲。１９４５年５月３日，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曾检讨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毛泽东对于这段历史是难以忘怀的。他曾经对贺子珍愤怒地说：他们搞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实际上在反我；他们抓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要抓“反党小集团”的头头我毛泽东。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毛泽东了。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４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他的信上作出批示，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四条功绩，建议将此信“印发中央各同志”。毛泽东说：“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１９８９年５月３１日，邓小平在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３０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么回事，没有什么毛派。……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

　　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寄予厚望。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动情地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邓小平和毛泽东都参加了长征。在１９３５年１月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邓小平是作为中央秘书长和《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参加的。他在会上完全支持毛泽东。１９３５年６月，毛泽东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将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的位置上调到红一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邓榕)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从中央秘书长调任一军团宣传部长。邓小平的回答是：那时候天天行军，没有事情干。接任邓小平出任中央秘书长的刘英曾问过毛泽东为什么调走邓小平。毛泽东回答：前方需要。１９３６年５月东征结束后，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５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协助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工作。

　　１９３８年１月，无疑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由于原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张浩病重，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任命邓小平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此，邓小平开始和刘伯承师长密切合作，使一二九师打出赫赫威名，并成为以后著名的“刘邓大军”，邓小平也得以成为日后一个大战略区的一把手。

　　１９３９年９月，在邓小平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和卓琳在杨家岭毛泽东的窑洞外举行了婚礼。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博古、李富春等首长和战友向他们表示祝贺。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８日，毛泽东致电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等，请他们调查关于根据地建设中的十项问题。８月２４日，邓小平写了份５０００余字的报告，以大量的一手材料，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太行根据地的建设情况。毛泽东十分满意，立即批示转发各根据地参考。１２月２５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说：“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在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风运动中，邓小平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领导起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整风运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彭德怀、刘伯承离开太行去延安参加整风运动，邓小平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１１月１０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典礼上深入动员开展整风运动学习，指出：“我党自从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９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在胜利地发展着……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９年是很幸福的。”邓小平对于毛泽东是很钦佩的，也是较早使用“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各根据地领导人之一。同时，毛泽东也对邓小平寄予厚望。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动情地谈起了当年的“邓毛谢古”：“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作为八路军一个主力师和一个独立战区的主要负责人，在与刘伯承的并肩战斗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其领导才能得到了毛泽东和全党同志的充分肯定。１９４５年４月至６月党的七大，邓小平虽然没有参加，却被选为４４名中央委员之一。６月１０日，即中委选举结果公布的这一天，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

　　对于刘邓在平汉战役中策动高树勋起义的工作，毛泽东非常满意，提议发起“高树勋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和刘伯承亲密合作，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在１９４５年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期间，邓小平和刘伯承于９月１０日至１０月１２日指挥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发起了上党战役，歼灭国民党军３．５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解放和收复城市９座，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于１０月１７日专门致电刘邓，对下面的平汉战役作出指示：“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行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全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诱敌深入，首先争取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及其所部１万余人起义，生俘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此役歼敌两个军，争取一个军起义，共歼敌３万人。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发表的《对二野历史的回顾》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了３０００人。”

　　平汉战役的胜利，尤其是高树勋率部起义，使毛泽东很高兴，倍加赞扬。１１月１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出：“高树勋起义意义很大，你们处置很对。”在同日代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刘邓“此战胜利后，将给‘剿匪’军以极大震动，我们拟公开发表。”１１月３日，毛泽东致电刘邓等晋冀鲁豫解放军首长：“戍冬未电悉，甚为欣慰。”１１月４日，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起草了《豫北冀南战场胜利捷报》的新闻报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还决定对国民党军队开展宣传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拒绝进攻解放区，在内战战场上消极怠工，和人民解放军联欢，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运动被称为“高树勋运动”。１２月１５日，毛泽东在《１９４６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这份党内指示中，决定把开展“高树勋运动”作为解放区十大工作任务的第二项，要求：“各地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设置专门部门，调派大批干部，专心致志从事此项工作。各地领导机关，要给予密切指导。”

　　邓小平对段君毅和刘子久说：“今天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贺酒。”

　　１９４７年春夏，蒋介石下令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毛泽东深思熟虑，决定将解放军的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粉碎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对于拉开战略进攻序幕的战略指挥员，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刘伯承和邓小平。５月４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邓等人电，要求“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并与陈粟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受刘邓指挥”。

　　在晋冀鲁豫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统一指挥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５月１６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中原局机构及干部配备问题的电文中决定：中原局机构以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张际春、郑位三、李雪峰、刘子久、陈少敏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此后，邓小平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直属的中原局的主要负责人。这也说明，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党内同志对邓小平的才能是高度肯定的。

　　６月１０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命令刘邓：晋冀鲁豫野战军积极准备，于６月底突破黄河，挺进中原。６月３０日晚，晋冀鲁豫野战军１２万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打响了鲁西南战役。７月２７日，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歼敌９个半旅。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给予通电嘉奖。此时，毛泽东已下定决心，让刘邓大军打到大别山去，“打到外线去，到蒋管区去打……否则就要吃亏”。“三军配合，两翼作战”的战略进攻方略已经形成。

　　本来刘邓大军是准备８月１５日跃进大别山的，但在８月６日，毛泽东从陕北给刘邓发来封“三Ａ”电报，说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刘邓看后，立即烧了电报。邓小平后来曾对女儿毛毛谈了这封“三Ａ”电报：“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１０天后行动。用１０天时间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１０天就开始行动了。”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在接见编写二野历史的老同志时，邓小平又一次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１０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８月６日，刘邓下达了预备令，提前结束休整，实施毛泽东跃进大别山的战略计划。千里跃进大别山期间，刘邓和党中央、毛泽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两天以上没有毛泽东的消息，邓小平就会非常不安。一次，段君毅和刘子久向邓小平汇报工作，邓小平破例请他们喝酒。问起原因，邓小平答道：“我们已经三天没得到毛主席的消息了，今天收到了党中央发来的电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安然无恙，所以喝一杯庆贺酒。”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深切爱戴之情，跃然纸上。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邓小平在接见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时说：“往南一下就走１０００里，下这个决心，真是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毛泽东也对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等事件给予高度评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２０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１００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土改运动中，毛泽东多次采用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建议。他幽默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在土地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倾向，如“贫雇农包办一切”、“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损害了中农的利益；而对地主、富农，则存在乱打乱杀的现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察觉到了这种现象。

　　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从６个方面征询他对新解放区党的政策问题的意见。１月１５日和２２日，邓小平连续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两封电报，系统介绍了大别山区各方面的情况。在第二封电报中，邓小平对毛泽东提出的６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详细的回答。邓小平认为，大别山区的特点是，经过苏维埃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苏维埃时期的“左”，抗日时期的右，均在各阶层发生很深影响。因此，地富有所体验，而基本群众经过多次失败的教训，不敢轻易起来。大别山区有１２００万人口，可分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不能急于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

　　邓小平还指出：“我们普遍实行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几个月来，从分浮财和粮食折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在中原曾采用打土豪分浮财用粮食折菜金的办法，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混乱，证明不能再用。”

　　毛泽东根据邓小平提供的材料和建议，研究制定了新区土改的政策。１月２２日毛泽东关于新区土地改革致电粟裕、２月３日致电刘少奇的电文，就吸收了邓小平关于土改应分区域和不能急的建议。２月８日，邓小平就毛泽东将致粟裕的电报转发于他复电毛泽东，强调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分两种区域，先组织贫农团，后组织农协，还对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部队供给等问题，提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意见十分重视。２月１５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新区土地改革“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进行的速度”；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为两个阶段；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等等。２月１７日，他向中央工委、各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转发了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政策的补充意见。毛泽东在按语中说：“(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认为，在新解放区，不管是何种区域，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都是不合适的。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放在发展生产、稳定社会正常秩序、为战争做准备上面。５月９日，邓小平将这个意见报告了毛泽东。在５月中旬的中原局豫西陕南负责人会议上，邓小平明确将土改转为“双减”(减租减息)，提出今后工作方针是：一、建立反蒋胡(宗南)的统一战线；二、不分浮财，不打土豪，连大地主也不打；三、实行征借粮食、款子的政策，解决军需；四、保护一切工商业。邓小平随后将这一观点报告了毛泽东。在征得了陈毅、粟裕、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意见后，毛泽东决定将土地改革变为“双减”。５月２４日，毛泽东将这一决定告诉了邓小平，并指出：“这一减租减息政策是任何新解放区地区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这个阶段，我们就要犯错误。”５月２５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１９４８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向全党阐述了“双减”方针。这一政策，对于巩固和发展新解放区，取得新解放区人民的广泛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也让毛泽东认识了邓小平。他曾经幽默地说：“看邓小平的报告，就像吃冰糖葫芦。”

　　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亲自对邓小平说：“我把指挥交给你。”

　　１９４８年９月８日到１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这是自１９４７年３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要求在战争的第三年即１９４８年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集中力量歼灭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的敌重兵集团，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在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前线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为他送行。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明年见面时，全国的形势一定比今年更好。”邓小平回答说：“主席、中央看得远。我回去后要和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们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周恩来说：“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去剿蒋介石的老窝呢。”邓小平说：“希望这一天能早点到来。”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６日，淮海战役发起。１１月１６日，党中央、毛泽东做出决定：淮海战役“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还在后来赋予“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的权力。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发表的《对二野历史的回顾》的讲话中回忆说：“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都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邓小平是寄予厚望的。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大为改观。理查德·伊文斯在其所著的《邓小平传》中评论道：“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上旬到１９４９年１月中旬，在中国中部地区、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在渡江战役前夕，为统一指挥部队，１９４９年２月１１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为了加强渡江战役的统一领导，以邓小平为书记，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１９４９年３月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详细谈了渡江战役的事情。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毛泽东起床后，坐在藤椅上，看着登载着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的《人民日报》号外。看完报纸，毛泽东给邓小平和刘伯承写了贺电，又写了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上，４５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１９５２年７月，邓小平被调到中央工作，担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理查德·伊文斯在其所著的《邓小平传》中评论道：“事实上，这一调动是最有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的整整１５年里，邓一直在地方上工作。”１９５６年８月，在中共“八大”前夕酝酿领导班子问题时，毛泽东建议设中央书记处，并推荐邓小平为总书记。毛泽东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但大体来说，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道，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６人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担任了总书记。５２岁的邓小平，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正如邓小平１９８４年在接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