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权路上,他看到了各种惨状。一次他在河南洛阳看一些农民工,“有一个人,当地是吃面条,他只能吸着氧气吃,吃几口饭就上不来气了,只能把碗放在那儿,歇一会儿才能接着吃,半碗面要吃一个小时”。
他不止一次亲手埋葬过当年患病的工友,“我觉得一个人不应该这样被社会抛弃,不应该这样被家人抛弃。”他说:“比这个呼吸更可怕的,是没人听见这样的呼吸。”
“呼吸是每个动物都无偿享有的权利,但尘肺病人这点权利都被剥夺了,有时候想想真不如托生其他动物,最起码不得尘肺。”他曾记录道。
“咳咳……咳咳……”他猛地坐起来,一把接过姐姐递过来的卫生纸,吐出一口浓稠的痰。
每天,瓶子里的药水都要换一次。新换上的药水,像白水一样纯净。一天过去了,瓶子里的水就会发黄,从浅黄到蜡黄,这很大一部分是被肺里排出的脏东西污染。
如果不是2009年底,张海超和妻子去秦皇岛洗过两次肺,瓶子里的水可能还不是如今的颜色。那两次,从张海超的双侧肺脏中,洗出了大量的生产性粉尘,27.12亿个吞噬了粉尘而中毒的巨噬细胞,以及各种导致肺脏纤维化的有害因子。洗过的水,都是黑的。
一天中午,护士来换药水。她费劲地解开绑在瓶子上的白色塑料绳。她换好药水,起身时说:“这绳子我不会系,这可是个技术活儿。”
站在床边的姐姐张海云,捡起地上的白绳,把绳子往床沿上绕了几圈,把剩下的绳头系在瓶子两侧,又使劲儿紧了紧已经打好的结。这段绳子对张海超的意义重大,它要保证瓶子时刻都绑在他的床边,提在他手上。
现在,这个身高还不到一米五的农村妇女,成为张海超唯一能指得上的人。她比张海超大两岁,患有天生的腿病,三级伤残。
张海超被困在这间三人床的病房里。他只能躺在床上,或者提着瓶子去厕所。他不敢走出房门半步,他不能再受半点风寒。
作为一个“自己都管不了”的重症病人,张海超觉得,忙着帮别人,“可以忘了自己,忘记还有死亡这件事”,才能找到生命的存在感。今年初,他为了给一位尘肺病人募款,从广东去北京参加电视节目。接着,他又连夜去上海参加公益节目。几番折腾,回到河南后,他就犯了气胸。
3月最后一天的傍晚,他靠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拨弄着手机。他的那张脸提醒人们,他真的还很年轻,光洁的面庞上没有皱纹。但是,他自然卷的头发白了很多,眼窝深陷。
张海超想活下去。他托媒体的朋友帮忙打听,北京有没有医院可以治他的病。他看到电视里播的补品广告,“不管有没有用”,还是买来每天都喝。
他似乎想屏蔽掉有关死亡的讯息。前几天,他在网上看新闻时,看到有人说“张海超去世”,他气得把笔记本电脑塞进了床底。但是,他用很平静地语气跟人说:“当年和我一起拿到赔偿的四个工友,都已经死了”。
张海超叹着气说:“我现在对生活没有一点希望。我也不是赢家。只要人得了尘肺病,就不要谈未来。”
同无数中国男人一样,张海超曾经的希望是,过上有房有车的生活。两年前,他不顾全家人的反对,花6万元买了一辆小排量的汽车,“真的不想人没了,车都还没开上”。
但是,希望就像他的肺一样,生出破口。去年夏天,张海超和妻子协议离婚。他在后来的一条微博上写道:“妻离子散,尘肺病人最终的结局。”
他还有女儿。但他跟7岁女儿走在一起的时候,遇到陡坡,孩子一溜烟儿地跑到坡顶,可是他走了一半,就开始喘气。他真的担心自己跟不上女儿的脚步了。他甚至想到把女儿送给别人收养。
时间可能也来不及等他。眼下的这一刻,张海超只能躺在病床上。他害怕被打扰,也不能多讲话。他多次拒绝媒体采访,不希望自己再次成为焦点,为的是能让肺上的伤口在平静中赶紧愈合。
他只想平静地多活一天。可是,他的胸腔连着的瓶子里,气泡咕咕地冒着,无法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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