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杂志撰文指出，对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途径有三种最有代表性的理解，在他看来，过度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和大规模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公平是为“歧途”。并表示，如果过多靠国家福利，而不是靠自己奋斗，民众幸福感亦会打折扣，不可持续。此言一出，火速引来争议无数。

　　楼继伟在文中提及，国家提取更大比例的财政收入，通过大规模的再分配来实现结果的公平，这种途径压缩了市场的作用，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率较低，就业不足，因此，这种模式不大可能持续。这一观点指出的正是福利主义的弊端。

　　福利主义所遭遇的困境并不只是理论上的，现实中也在不断上演。福利主义自二战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主张的正是“高税收，高福利”，即政府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系统，一手包办教育、卫生、养老等福利事业，通过高税收与赤字来维持财政。然而，激励降低带来的懒惰与低效，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缓慢甚或停滞，当高税负无法完全支撑高福利，巨额负债则成为了福利的来源——— 在本轮欧洲债务危机中成为焦点的希腊正是个中典型。随着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对福利主义陷阱的反思也再度兴起。当然，至今仍有奉行福利主义的国家，例如北欧三国，但其特点是经济极其发达的小国，而即便是这些国家，也仍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的问题。

　　由此可见，楼继伟对福利主义陷阱的担忧，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中都是成立的，但即便如此，仍遭到了激烈的舆论反弹。因为于民众而言，无论对福利主义陷阱的担忧有多合理，顶多是个遥不可及的理论而已，而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却是普通老百姓都在经历着的切肤之痛。

　　在中国，一方面是高额税负，70%的流转税通过层层转嫁压在了消费者的身上，初次收入分配的市场调节作用被严重压缩，分配率(劳动薪酬所得)持续下降，政府税收节节攀升，财政收入破十万亿都已不再是新闻，而出自纳税人身上的财政收入却未经透明的预算与严格的监管就屡屡用于政府主导投资中，不断通过扩大政府开支进行经济刺激。而另一方面，再次分配却仍在不公与不完善中挣扎，社会养老、社保体系无论在覆盖面、便携性与充足性方面均处于较低水平，而更重要的是，福利“双轨制”以就职单位的性质直接划分了福利等级，机关事业单位无需或缴纳少量费用则可享受高福利，而普通企业职工缴纳较高费用却只能享受低福利，分配极其不公。

　　正因如此，在“高税收，低福利”的现状面前，“过多依靠国家福利，幸福感会打折扣”这句话狠狠地刺中了痛感神经——— 现时的国家福利远未到可过多依靠的地步，恰恰相反，正因国家福利很难甚至不可依靠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幸福感的缺失。在这些激烈的争议中，自然有对楼继伟的观点断章取义的误读，但也折射出民众对现实的忧虑——— 对福利主义弊端的合理阐述，是否会成为维持甚至扩大“高税收，低福利”状况的借口。

　　楼继伟对福利主义的弊端分析并没有错，但对于中国的现状而言却是个太遥远的担忧。其实，楼继伟在文中已提及包容式增长的正确道路：国家适当提取财政收入，实施适当的再分配政策，政府仅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主要在于创造公平的发展机会，尊重和保护市场机制，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简而言之，即在限制政府权力、以合理减税提升初次分配作用的基础上，实现福利领域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