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有关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中毒一案的报道和评论，以连篇累牍之势见诸各大报端、网络。原因大约有二，一是黄洋已于4月16日下午身亡，案情性质严重；二是中毒者和警方锁定的涉嫌投毒者均为复旦大学学生，出身名牌高校。

　　案情被披露之后，舆论的介入可谓势不可挡。舆论的介入当然是极为必要的，因为从案件发生开始，它就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这也为舆论的介入提供了正当性。然而，就目前舆论针对该案的报道和评论来看，有部分报道者与评论者在介入的同时，却丧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概而言之，问题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有媒体在报道时带有“未审先判”的立场，将警方锁定的犯罪嫌疑人同案件的真凶完全等同。例如，有纸媒就以“复旦研究生遭室友投毒身亡”作为标题来报道此案最新进展，至于类似的网络标题，更是不胜枚举。但事实上，在法院正式判决前，不管报道者内心判断多么坚定，先入为主的立场理当抛弃。

　　其二，评论者中不乏一些急切的案件反思者，而这些反思的矛头大都指向了高等教育制度、大学寝室关系、有毒化学品监管制度以及最高的人性。很难理解，在案情扑朔迷离、真相尚未查清的眼下，作者们何以能够如此悲愤地将原因归咎于“体制”，却只字不提个人因素。

　　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历程中，公众舆论的崛起是一道重要的景观。其中，媒体报道对于公众舆论的走势历来有着至深的影响。公众舆论就像一把利剑，在劈向社会的同时，既有可能斩杀邪恶，也有可能伤及无辜。而要规训好这把利剑，媒体在报道时就必须要遵循一套客观、真实和准确的规范。当然，在中国，被誉为“社会良心”的媒体很难确保自身的“价值中立”，因为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弱者的同情，构筑了我们媒体人共同的价值底线。

　　但欲为“社会良心”，却并不与新闻专业主义相冲突。就此而言，那些带有“未审先判”之立场的报道者，应当反思在黄洋中毒一案中的倾向性报道；那些动辄将原因归咎于体制的评论者，更应警惕如此便捷的“反思路径”。

　　“未审先判”的报道，或许可以为公众施展同情提供一个最好的理由，但也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冤案”。在本案中，且不论一般人私下如何议论，但作为大众媒体的报道者，即便你虔信警方认定的林某是真凶，也不该在报道的“话语”层面将其锁定。一旦在报道上锁定，尚只是嫌疑人的林某就没有了隐私，关于他的一切信息，也都被搬上了公众的阅读平台。更可怕的是，在未经司法审判的情况下，他已经经历了社会的审判。可以说，在社会意义上，他已经被彻底排斥，尽管他尚有躯体，但作为一个社会人，他已经被“杀死”了。

　　而对于急切进行反思的“体制派”，或许将问题扩大化并归咎于体制，可以为诊治社会提供一服最好的“道德解药”，但在同时这也模糊了问题本来的面目。的确，很多人介入复旦学生中毒一案的讨论，并不是为了得到真相，而只是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真相。他们中有人是有意为之，也有人是出于一种无意识。但不管有意无意，论断必须要基于事实，在黄洋中毒身亡的真相尚未查清之前，将原因引向结构性的社会因素，是站不住脚的。

　　药家鑫一案之后，很多人都目睹了我们时代的公众舆论是怎样在法律杀死一个人之前，先在“社会意义”上把他杀死的。对于掌握信息出口的大众媒体，既拥有报道事实的权利，也握有“道德审判”的权力。要想避免权力失范，就必须要慎用自己的权利。在报道中，在评论中，媒体应当恪守中立客观的准则，拒绝过度的推测、引申。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媒体在报道、评论时都能学会保护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那么舆论本身将会更加健康，中国社会也将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