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4·20芦山地震”已经过去了6天，震后救援还在持续不断地展开。在救援进程中，红十字会的角色继续引发大量关注。日前，有不少媒体报道，正在救灾前线任前线总指挥的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红会不能去行政化，级别高点能更好发挥作用”。王的话一经传播，立马引发了舆论的大幅反弹，对于红会及其王平个人的谩骂之声，可谓不绝于耳。    

　　王平的一席话大抵是在赶赴基层救灾时，遭遇困难后的有感而发，但却不偏不倚地戳到了公众情绪的敏感点：公众对于红会行政化、官僚化的不满和愤怒，通过这一番话，被进一步激发。时下中国，尽管“官本位”的思潮依旧占据着主流市场的重要份额，但对“官僚制”的痛恨也不乏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支持。在红会问题上，人们也习惯于将其运作封闭、信息不透明、效率低下等弊端归咎于红会所染上的官僚习气。

　　而在事实上，红会也的确属于少数几个无需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在现有的行政体系中，红会属于全额拨款的参公事业编制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进行管理。据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全国红十字会系统编制工作人员为11228名。由此可见，红会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机构，但也算得上是一个准行政单位，至少该系统的日常管理最高职位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享受的是副部长级待遇。

　　一个社会组织，成立和运作的目的在于提供人道主义帮扶，但在机构的属性上，却自称是政府的“助手”。在“郭美美事件”爆发后，红会的自身定位问题被迅速暴露，成为公众质疑的最好理由。可以说，在独立性不足的前提下，红会的重塑公信力的举动几近天方夜谭。

　　但回到王平发言的具体语境中，却又能发现，作为一个边缘化的准行政机构，红会在救灾时，的确因为行政级别低遭遇了麻烦。例如，救援过程中，很多时候红会并没有对自身筹集物资的完全处分权，地方政府常常成为争夺物资的不速之客。而在争夺的过程中，级别上的不足成为失败的主要原因。类似的情况，在很多基层政府都存在，红会在实际上成了一些地方政府控制的机构，已经被地方政府所“吞噬”。

　　面对资源争夺战中失利的局面，红会系统包括王平在内的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只有提高红会的级别，通过“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办法，才能在救灾时避免政府的过多干涉。如果沿着官僚体系中的运行法则，这样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对于红会而言，如果对于自身机构的定位还是一个社会组织，而非政府机构的话，这样的想法就存在一个极大的悖论。

　　这个悖论是围绕着“去行政化”展开的，如果不去行政化甚至提高行政级别，那么红会也许在基层工作时会得到更多的便利，但来自于公众的信任危机将变得更加剧烈；反之，如果逐步对红会实施去行政化，那么又会进一步窄化红会在基层工作的空间。

　　静态地说，这个“去行政化的悖论”的确是存在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红会选择保留行政级别，所谓“便于救灾”的理由，很可能会成为该系统成员不愿远离体制的一个托辞；与此同时，越靠近政府的红会也意味着越远离公众，要赢回公信力也将变得更加艰难。所以，要打破这样一个“悖论”，需要放弃静态的目光，而引进动态的视角。

　　可以预见的是，假如红会能够在去行政化上有所作为，即在机构性质的定位上，恢复其社会组织的面貌，那么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一定会遭遇各种“不便”。但要应对这种不便，并非滑向提高行政级别的一端，而是与其他公益慈善机构一道，共同为拓展公益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而努力。以红会系统的强大资源，如果能够对扭转公益机构的生存境况有所推进，再结合自身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努力，洗心革面赢得公众的青睐，并非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