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四川芦山7.0级地震发生至今已经7天了,在重建家园、悼念逝者的同时,地震灾区民众的生活逐步恢复,来自社会各界的捐助也源源不断地送往灾区。在众多慈善组织中,中国红十字会的一言一行却颇受关注,所谓“虚开发票、收取买路钱、工作人员戴名表”等传言接踵而至,把中国红十字会一次又一次的推向风口浪尖。
几天来,中国红十字会“一边挨骂一边澄清”,虽然许多说法都已经被证实只是虚伪的传言,但事实却是中国红十字会不得不面临新一轮的公关危机。作为官办慈善机构,在此次赈灾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究竟是如何开展的?中国之声记者昨天采访了红会宣传处负责人,他以某韩资企业的捐助流程为例进行了介绍了红会的工作。
红会宣传处负责人:企业把家庭包通过物流公司发到灾区现场的物资接纳中心,我们在那有接受登记人员红十字系统。物资先进入我们的登记系统,我们有固定一套登记表格系统,把物资进行登记,有名称、数量、型号跟物流,送货的交接。只要是找到我们的,登记之后,我们这边前方赈济人员、救助人员已经把需求的信息整理好了,把名单给登记中心,它有一个收货总量的名单,同时还有要发放的各个县乡村的名单,就在这儿分好了,找车辆直接拉到各个地方去。
事实上,雅安的红十字会从20号地震发生当天就在芦山县设立了指挥部,红会总会的工作人员也在当天就赶到灾区,一方面搭建搜救信息的中转站,另一方面提供医疗救助。
虽然在整个赈灾过程中,红会承担了许多工作,但遗憾的是,此举并没有为红会带来多少溢美之词,反而备受各种虚假信息的困扰。这一局面的形成,很大原因归咎于几年前发生的郭美美事件,时间没能洗白而起的信任危机,同时,红会在百姓心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一落千丈。
重启调查郭美美事件系委员建议 尚未被通过
最近,有不少媒体报道称,为重拾信任,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打算在5月中下旬重新启动针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很快,微博上有自称“中国红十字会权威人士”者又透露,红会不可能对郭美美事件进行调查。那么,这前后的说法是否矛盾?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接受了中国之声记者的采访。
王永:这个意思跟我们的意思并不矛盾,因为调查郭美美事件本身就跟红会无关,无论红会是否愿意,只要社监委做出决议,我们都将开展调查。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这件事情是我跟刘姝威委员两个人的建议,得到了黄伟民委员的支持,我们三人就这个事情达成初步一致,但有些媒体在报道时把我们三个人去掉了,就变成了社监委达成一致。而且,这件事我们需要交由社监委全体会议来讨论通过形成决议以后,我们才正式调查。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在社监委官方微博上澄清了两次,是否重查郭美美的事件,我们几个委员的提议需得到社监委半数以上委员通过才能启动,如果启动以后,我们将邀请社会公众一起来参与调查。这个信息和我们所表述的根本没有任何矛盾。
王永对提请委员投票的时间做了预期估计,他表示有望在六月初社监委的年中会议上进行,而对于进一步审查的具体方法,他未详细提及。
王永:我们委员都有自己的想法,也有对这件事情的准备工作,但在没有得到社监委的讨论,通过形成决议以后,我们暂时不便向社会公众公布。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我们随时会在中国红十字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予以发布。
委员:这本帐不算清楚 红会无法翻身
2011年12月31日,由监察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公布了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报告,称“郭美美与红会无关,郭美美炫富的财富与红会公众捐款和项目资金没有任何关系”。时隔一年半,为何在此时提出重启对郭美美事件的调查?
王永:我个人曾经先后三次提出要对郭美美事件进行调查,在我看来,这个调查结果是一种官方调查方式,而且发布的结果过于简单,很多公众疑虑并没有正面的回应。作为一个普通公众,我也认为调查的结果不足以说服大多数对郭美美事件有疑义的公众,而且我觉得调查方式应该请社会有关人士来共同参与,如果调查的话,应该把调查过程全程向社会公众公开。我觉得只有这样通过程序的公开透明才能保证结果的公信力。
本次芦山地震,壹基金等民间慈善组织凭借反应迅速、募捐力强受到人们更多的赞许,与此同时,也与官办机构红会的相关工作形成了对比,红会是否试图通过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重振不断降低的公信力呢?王永表示,这本账不算清楚,红会可能永远难以翻身。
王永:可以说,芦山地震确实是我们提出启动郭美美事件调查的原因。中国红十字会现在在网上受到了大家的质疑,尤其很多网民甚至用了十几万个“滚”在红会官方微博上进行批评,但实际上在现实的情况下,一是捐款数额名列前茅,地震发生后一个小时,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队就已经赶到灾区现场,在一线有大量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忙碌,所以我觉得前线和网上可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我们也会对这个景象进行反思,红会的工作的公开透明,是否高效等等,包括大家所谈论的去行政化,这些问题可能是大家对红会不信任,或者对红会有所微辞主要的原因。作为社会监督委员会,我们不持任何立场,我个人提出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可能会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郭美美和红会有关系,而且红会可能还需要承担有关的责任,如果是这样的结果,我相信我们会通过自己的途径让当事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如果调查结果显示郭美美和红会没有直接关系,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向公众进行说明。重启郭美美事件的调查或许不足以恢复红会的公信力,但是这本账不算清楚红会可能永远难以翻身,作为普通的公众,我也希望红会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完整、清晰、全面和透明的回应。
专家:预期调查郭美美 不如做好公募慈善机构的职责
那么,官办慈善机构中国红十字会在公众心中的公信度究竟处于怎样的水平?红会如何做才能摆脱负面消息的影响,切实转变其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他的观点。
邓国胜:从最近一些网民的行为举措来看,公众对于官办慈善机构的信任其实没有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一个机构的信任的破坏是非常容易的,要重新恢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邓国胜教授还表示,关于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他会在6月初举行的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大会上投下他的一票,他现在暂时不发表具体观点。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前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也是慈善组织管理方面的专家,同时他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对于如何重塑慈善机构的公信力,王振耀认为,与其简单的把注意力放在到调查郭美美事件上,不如慎重考虑公募型慈善机构的重要职责是什么。
王振耀:我很同意一些专家的意见,他们认为郭美美事件不过是个导火索,其实真正大家希望红会要进行体制性改革。特别是这两天我看到很多网上的消息,我也和周边同事们进行一些聊天,我觉得其实大家期盼的是红会做两件事,第一件是作为有政府背景的组织,最重要的是能不能撬动政府资源为百姓办几件大的好事,既然是公募型组织,能做就做大好事;第二个是改变工作作风,改变按照公务员管理的运作体系,能不能更贴近老百姓,能不能有一些管理方式、工作方式、考核方式,包括组织的内部结构能不能变一变,变得更和老百姓贴近。
灾区民间组织有的给我打电话,说他们有和红会合作的,大家特别感动的是,一旦红会和民间组织在一块,特别像赵会长,发现警察也不让他进去,他和大家站在一块,大家就觉得贴近了,这我觉得恐怕是整个社会一种期盼。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条件下,简单地把大家注意力注意到查郭美美事件上,我觉得恐怕要慎重考虑。公募型慈善机构的职责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必须要考虑的。网上有投票说70%的人寄希望于更深的改革,我觉得这个改革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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