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芦山，想起汶川。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曾有100多位艺术家捐出作品义拍，筹款8472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定向捐给青城山市。但直到五年后的芦山地震发生，这笔钱却是“青城山没收到，善款不知所终”。捐款人的疑问经微博提出，引起轩然大波，红会回应称，因意向援建项目“未能纳入灾后重建规划”，最后“经总会执委会研究决定”，善款改为投入到“博爱家园”项目中。

　　善款挪用风波又与红会有关，公众或许并不感到意外。但事涉数千万善款，兹事体大。梳理此次事件的个中流程，却有着原本不该有的太多的复杂纠缠。

　　首先是关于8000多万善款的性质，是否属于定向捐款？虽然未看到明确的捐款协议见诸报端，但从此次义拍召集到最终善款捐出，其定向的性质都确凿无疑(起码属于双方默认)，除了艺术家所称定向于青城山市以外，彼时专为该笔善款设立的“红十字艺术家慈善基金”，还为善款确定了包括艺术教育、文化遗产抢救等在内的用途定向。

　　依据《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受赠人与捐赠人订立捐赠协议，应按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如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捐赠人的同意。《红十字法》第13条也规定，在处分捐赠款物时，应当尊重捐赠者的意愿。反观此次8472万元善款的捐赠，其定向捐赠的性质得到了红十字会的认可，而改变善款用途的前提，法律明文中“得到捐赠人同意”的前置措辞为“应当”，即为法定强制性要求。反观红会迟到5年的回应，其善款变更用途的程序，却是“经总会执委会研究决定”，而无明确地告知捐赠人并得到同意的要件(即便是作为捐款人之一或拍卖机构的保利公司有代表在场，亦不能视为尽到对全体捐款人的告知、征询义务)，其变更善款用途的程序已涉嫌严重违法。

　　而违背捐助者意愿，被红会私自改变善款用途之后的资金流向，红会此次紧急给出了“博爱家园”项目一系列数据。但吊诡的是，据媒体查阅红会博爱家园项目相关介绍、报告、讲话、报道，却从未提及款项来源于2008年的那次义拍。即便是未经同意、定向善款便被挪作他用，其用于“博爱家园”的具体开支明细，除了被捐款人、舆论逼问时甩出的几组简单数据，是否应有更详细公示？

　　再看红会给出的善款挪用的理由，定向捐助青城山市的善款，据称因为“意向援建项目未能纳入灾后重建规划”，而不得不改为他用。但未列入国家“灾后重建规划”，是否就意味着捐赠人的定向捐助意愿无法达至？2008年9月，国务院发布《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属于政府性灾后重建任务，不会也不应当排斥民间捐款援助其他未列入规划地区和项目的建设。迟到5年的这一牵强理由，是否仅是稍微能拿得出手的一句托辞？

　　可以侧面印证这一“托辞”揣测的，还有一个细节。彼时出面与艺术家成立专项慈善基金的是红十字扶贫开发服务中心，这一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管辖单位，到2010年，其工作人员也仅有8人。2008年签8000万大单时，是否具有管理和运作数千万善款的能力与资质呢？现在看到的红会说法是，接受捐款时并不知道红扶中心无实施能力，接到捐款后却很快就知道了，而钱“没多久就上交给了总会”。俗语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红扶中心自身善款管理、运营能力在此次事件中的评估失误，是无意识状态下的偶发性自视甚高呢，还是刻意为之？

　　红会面临的信任危机，不是一个“郭美美事件”那么简单。账目透明，接受监督，以及更根本地去行政化，公众的诉求这些年来可谓一以贯之。类似8000万巨额善款“莫名走失”的事件，应当而且必须经受得住拷问与检验，这并非苛难，而是最起码的要求。红会的形象再造与信誉重挽，喊的口号已然不少，现在缺的是痛下决心的真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