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追求“维稳”有其自身考虑，但绝不能以违法为代价。凡是以牺牲法律公正为代价而换来的“维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维稳”。

　　因牵涉到一起杀人案，赵艳锦于2001年被确定为嫌疑人，但因证据不足，2004年河北保定中院一审宣判赵无罪释放。而后因受害者家属“闹事”，2010年8月10日赵又被保定中院判处无期徒刑。直到2011年5月23日河北省高院再次作出无罪判决，并要求保定中院无罪释放。然而，在无罪判决的20个月后，保定中院才向她宣布，理由竟是为了“维稳”。

　　本案耗时十多年，线索也看似纷乱如麻，其实，法院判决唯一应该遵守的标准就是法律。依刑事诉讼法确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如果司法机关没能提出充分的有罪证据，法院必须判决无罪，是谓“罪疑从无”。而本案只有两个“死无对证”的间接证据，连证据链都无法形成，赵艳锦理应早就被无罪释放。

　　法院追求“维稳”有其自身考虑，但绝不能以违法为代价。凡是以牺牲法律公正为代价而换来的“维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维稳”。当地为“维稳”，不惜枉法再次起诉赵艳锦，做出有罪判决，就是典型的以牺牲法律而追求“维稳”。

　　而枉法拖延宣判，导致赵艳锦被终审宣判无罪之后，还被非法关押了20个月，结果“按下葫芦浮起瓢”，导致赵艳锦的家属又去上访，被劳教处罚。这种“维稳式判决”是“抱薪救火”，最终法官既没能忠诚于法律，也没能实现“维稳”。

　　司法公信只可能来自于法院的公正判决。树立了司法公信，公民自然敬畏判决的权威，不会偏执地认定判决(哪怕不合自己心意的判决)存在“猫腻”，也就不会使用极端手段申诉维权。如此就能形成公民诉求与司法权威的良性互动。

　　如果一味迁就于“维稳”，将神圣的法律原则与当地人讨价回价，那是自贬司法权威，只会让公民觉得法律有“弹性空间”，增加对司法的不信任感，导致更多的“信访不信法”，让案件各方疲于上访，让司法机关疲于息访。

　　如果法律不再是案件唯一的准绳，判决还有“息访”“稳控”的考量，就会人为将案件复杂化。唯有法官有所担当，敢于拿起法律的武器，坚持“一断于法”，才能真正杜绝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