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名校辩论赛上，刚刚实行的“限塑令”成为大学生激辩的话题。正方天津大学队的辩题是：“限塑令”激发了社会的环保意识；反方四川师范大学队的辩题是：“限塑令”并没有激发社会的环保意识。

　　辩论赛正反方赛制的设置，有点像“限塑令”这个行政产物一样，在话题(禁令)下达之初，就注定会产生不同的导向。当年参加辩论赛的大学生们毕业之后突然发现，“限塑令”在经历了短暂的环保教育功能之后，果然很快就沦为一纸空文。

　　但政令施行不是辩论赛。

　　现代快报记者昨日对实施五周年的“限塑令”做了深度调查，得出的结论是，“限塑”变“卖塑”，大超市塑料袋年赚20万；超薄塑料袋依然“横行”南京，随处可买随处可见。

　　其实，百姓根本不需要记者的佐证，日常生活明明白白告诉他们，“限塑令”压根儿就没起作用。

　　照这样下去，专家猜测，像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解禁”一样，“限塑令”可能不得不“解限”。

　　这是一个尴尬的政令荒置现象，一件值得社会深刻思考的环保夭折事件。

　　当塑料制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泛滥的时候，科学家开始发出忠告，说这些东西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毒的，可能危害我们的生活和生命。而且塑料制品在地下一百年以上才会降解干净。为健康计，为子孙后代计，“限塑”是必须的。根据这个科学理由而推动的行政立法，无疑是正确的。这已经在禁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以及后来出台的“限塑令”初期，显露出它的进步性。

　　然而，为什么这两样禁令都在随后有名无实了呢？急促和粗放的政令强制，是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和塑料袋是百姓多年的生活习惯，成本低、取用方便、表象卫生，其背后更是有着巨大的市场份额，“养活”无以计数的生产企业。在科学普及、公众宣传、替代产品、执法效率以及回收处理能力、企业补偿救济方案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下实施禁令，仓促执法，单方面迷信“一禁了之”，这样的粗放式管理必然导致法规名存实亡。面对如此现状，由于执法成本不可承受之重和怠政风气，许多地方便有令不行，听之任之了。

　　更糟糕的是，由于禁令产生后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和超薄塑料袋名义上已属非法产品，所以使用后的回收处理工作就没有政府部门和企业的介入，实际上可能恶化了白色污染。而禁令有效的地区，会对“禁令松弛”的地区产生相对不公的“守法损耗”，反而刺激更多的地区走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政令负效应，实际上将“限塑令”等置于公众的怀疑中，使他们已经培养起来的环保意识受到冲击。政令尴尬事小，公信废弃事大。

　　倘若“限塑令”再像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解禁”一样，自我否定，匆匆“解限”，那后果就更严重了。不能不深思熟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