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留守儿童的异地就读与异地高考被附加上严苛的条件，城市在福利体系中也远未把外来人口纳入其中，这导致的只能是现实生活中留守者与父母的被迫分离，也成为留守女童易遭性侵的根本性缘由之一。

　　性侵儿童其实一直未曾从新闻上消失，海南万宁风波未平，河南桐柏县事件又发。据5月27日的《大河报》报道，日前，网上爆出桐柏县56岁教师性侵10多名小学生事件，随后记者驱车前往调查采访，发现有16名女生遭斗称沟小学老师杨仕富性侵。在受害女生中，最小的年龄仅为7岁，最大的年龄13岁，一多半为留守儿童。据村民说，在没发生此事之前，杨在当地口碑很好，很多村民不相信杨会做出这种事儿。

　　当悲剧再次以“留守儿童”的标签出现，不管村民是否相信那个老实的小学教师会做出禽兽之事，但作为一个确凿的事实，留守女童的确正在成为一个容易遭受性侵的“重灾区”。此前早有资料显示，在过去三年里，广东就有逾2500名女童被性侵，其中近半在14岁以下。而且，性侵女童者65.74%是熟人，被侵犯的留守儿童则占到半数。广东一省已是如此，如果把视野再拓宽到外出务工者众多的其他省份，被性侵的留守女童一定会是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我们怯于去推算类似的数据，因为它只能是无法想象的沦陷与失序。

　　有一种人伦失序不能被继续，关于留守女童易遭性侵的缘由也必须被再次提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肮脏成人的手之所以习惯于伸向留守女童，不过是因为她们本身就是“无保护”的。留守女童常年与祖辈生活，年轻的父母长期尽不到监管职责，她们缺乏最基本的人身保护常识教育，与此同时，当青壮年都像潮水搬涌向城市，农村也在制造着仅存妇孺的空心化村庄。村庄的空心化既意味着人口的稀少，也意味着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在降低，这就自然给了一些有着不可告人目的者上下其手的底气与机会。事实上说到这些，它早已是我们所熟知的内容，所以最大的问题仍在于：为什么诸如性侵的留守儿童苦难一直未曾改变？

　　说到“留守儿童”，它是一个社会问题而非家庭问题，这已作为共识而被接受，我们当然也对其充满着深沉的怜悯情感，只是，这一切是否就兑现为倒逼相关制度改善的动力？客观来说，不少外来人口众多的大城市都逐渐打开了曾经紧闭的城门，展现出为留守儿童和务工父母团聚的善意。但我们依旧不得不说，此种改善程度还是非常有限的。不仅留守儿童的异地就读与异地高考被附加上严苛的条件，城市在福利体系中也远未把外来人口纳入其中，这导致的只能是现实生活中留守者与父母的被迫分离，也成为留守女童易遭性侵的根本性缘由之一。

　　社会正在失去关注与改善留守儿童遭际的能力吗？于频发的留守女童被性侵事件后，我们不得不这样泣血追问。需要看到的现实是，第一代农村留守儿童早已长大且为人父母，正在成长的是他们所生育的“留守者二代”。不同于父母，当前被“遗留”在老家的孩子，面临的是一个愈加发展与改变的年代。他们必须被倾注更多的培养心血，才能在逼仄的上升通道中艰难走出，这也就要求国家制度层面上的改良与顶层设计对留守儿童的格外眷顾——— 尤其是异地就学升学与城市福利制度。但毋庸置疑，此种改变是缓慢的，当留守女童可能面临着被性侵的命运，底线式的留守者人身安全都无法保障，其他的权利赋予又从何谈起？

　　回答这样的问题，在当下不免仍是苍白与乏力的。还是让我抄录下桐柏县教师性侵留守小学生的一段新闻记录吧——— 桐柏县教师性侵留守小学生事发后，一些打工地返回的父母牵着孩子来到当地的妇科门诊检查，“都是家长牵着年幼女孩，‘小孩子哭，大人也哭。’一当时在场的目击者说，自己看着心里就难受。”———“小孩子哭，大人也哭”之前，倘若城市化只是为了制造巨大的权利孱弱人群，与他们某种程度上的“无能无力”，那么我们不能不说，必须被弥补的愧疚还未被深度弥补，而他们，恰在验证着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与温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