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3)》。蓝皮书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共有49.2万个社会组织，比上年增加了3万个。但社会组织的增长没能带来捐赠量的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全国社会捐赠总量约为700亿元，与2011年度的捐赠总量845亿元相比，下降17%左右。

　　一边是社会组织数量的增长，另一边却是社会捐赠金额的下降，这大概是慈善蓝皮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数据对比。而在这样的对比中，公众的目光又特别留意于中国红十字会。据蓝皮书的披露，去年中国红十字会接收国内社会捐赠款物总量下降近三成。这意味着如果计算平均值，作为社会组织中地位最特殊的红会，其在2012年受“社会捐赠总量下降”的影响尤在17%的平均值之上。

　　慈善蓝皮书主编分析了捐赠下降的几个原因：首先是受2008年以来经济下行的影响，在2012年各种影响集中爆发，经济上的国进民退，对于以民营企业和民众为主体的社会捐赠总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因“郭美美事件”等2011年“问责风暴”的影响，公众对正式组织产生逆反心理，遭遇公众质疑的慈善界公信力于2011年“触底”，未在2012年“回升”。

　　“郭美美事件”尚未完全平息，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利益门”风波又起，在这样的语境中，审视“社会组织数量增长”和“社会捐赠金额下降”这样具有鲜明对比性的数据，人们很难不同意慈善蓝皮书表达的观点：数据背后反映的是公众对慈善界的不信任。

　　慈善界的公信力危机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就像那个古老的“狼来了”的故事，也许只有在最后不得不直面社会捐赠萎缩的现实时，才会激发相关人士的一点痛感和耻感，因为一旦失去社会捐赠，任何公益慈善组织就等于无源之水。如果蓝皮书的发布，真能通过客观数据的警示，促使这些组织向公众期待已久的独立、公开、透明发展，则善莫大焉。

　　但是有一点也需注意，公众对红会等组织存在一些疑虑，并不表示国人的慈善热情有所消退，社会组织所接收的社会捐赠总量下降也绝不代表中国的慈善事业陷入了低谷。欲对此进行验证十分容易：今年雅安地震中，中国人展现的救助同胞的喷薄热情怎么可能把人们导向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悲观判断？

　　一方面，因其自身运作过程中的瑕疵，公益慈善组织遭遇了部分抵制，另一方面，国人的慈善热情势不可挡。面对这样一幅图景，一个问题油然而生：国人的慈善热情究竟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释放渠道？

　　慈善蓝皮书观察到了上述现象，其中特别提到，“正式组织之外的公民捐赠空间大为拓展”，蓝皮书并且把“社会救助与社会问责网络微公益转化”称为“2012年中国慈善公益界最显著的特征”。众所周知，这一“最显著的特征”到了2013年的雅安，以李承鹏、肉唐僧等人一种“完全通过微博、淘宝等网络平台发起并最终完成的救灾善款募捐形式”，又由于其组建独立委员会，延聘第三方全程监管，及时详细报告捐款账目、用途等运作，有了更生动地呈现，也日渐为更多的人们理解和支持。

　　有别于红会等正式组织操作的公民捐赠，近年来为中国慈善事业贡献了多少正能量？慈善蓝皮书发布的数据中，“包括网络捐赠在内的非正式组织捐赠基本上未在统计之列”，但只要想想肉唐僧等人发起救助时网民的一呼百应，就能明白其对慈善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纯物质。

　　慈善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当其从个人善心萌动向组织运作转化时，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而今公民个人捐赠的活跃是否一种退步？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只是组织募捐的补充，由此形成的多元竞争格局不但对整个慈善事业有益，而且就现实而论，也有利于促使原本具备更大潜力的公益慈善组织加紧改革和完善。

　　公益慈善也不可垄断，让竞争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