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质疑向“未婚妈妈”收社会抚养费，也衬出了该法规的现实纰漏：其既缺乏践行余地，也有凌弱之嫌。

　　近日，武汉市公布《武汉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该规定明确，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对方有效证明、明知他人有配偶却与其生育子女的，都要按超生罚款的2倍，缴纳社会抚养费。昨日，武汉市法制办解释，该规定正在征求社会意见，非正式出台的文件；媒体将“社会抚养费”解读为“罚款”的说法也不准确。

　　该征求意见稿虽并未明说是针对“未婚妈妈”，但是政策的实际效果，则有可能让很多“未婚妈妈”最受伤。公众的质疑，也能为规定改进提供参照。

　　对未婚生育征收社会抚养费，或许意在维护现有生育政策的权威性。但众所周知，未婚生育，原因复杂：既有所谓的“小三”生育和为人代孕，也有不婚主义者的“不婚只育”，还有未成年人偷尝禁果酿苦果……许多时候，与其说错在女性，不如说，“未婚妈妈”也是受害者。在此情境下，不予同情与关怀，反而向“未婚妈妈”收取高昂费用，难免显得政策冰冷。

　　还有，规定提出“明知他人有配偶却与其生育子女的”。考虑到现实的种种因素，这被解读为将鞭子打向女性，甚至指向“小三”现象，或许并不过分。婚外情生育，某些男方的不负责任难辞其咎。若最终结果却是让女方承受沉重的社会抚养费，或是责任裁量上的失衡，将会加剧部分“未婚妈妈”的生活困窘程度。

　　应该说，“未婚妈妈”并无原罪。也许政策的初衷，在于遏制违法生育，扭正“小三”生育和借精代孕等病象，以婚姻托起生育合法性。包养“小三”并婚外生子，确实损害了社会伦理，可在规范非婚生育现象时，也该避免误伤。

　　不少人担心，对“未婚妈妈”征收社会抚养费，会导致堕胎、弃婴甚至卖孩子现象增加。这并非杞人忧天：有些“未婚妈妈”因处境困难，或惧怕道德压力，或被迫采取流产方式，或将孩子藏匿、转卖，以躲避不菲的社会抚养费。因此，新规制订，也须规避副作用。

　　更何况，该法规的可操作性也存疑：“明知他人有配偶”中的“明知”，太过含糊，留下了广泛的裁量空间：有的女性确是受感情欺骗，有的却是知情不报，怎么判定？这难免为执行疏漏埋下伏笔。

　　公众质疑向“未婚妈妈”收社会抚养费，也衬出了该法规的现实纰漏：其既缺乏践行余地，也有凌弱之嫌。我注意到，向“未婚生育”征“社会抚养费”，不止是武汉一地提出，许多地方都早已实施。面对公众普遍的质疑，这一政策的合理性，需要重新考量。希望武汉市能响应民众呼声，对相关政策进行修订，同时国家主管部门也应介入，对此问题进行统一的规范，多考虑一下有些“未婚妈妈”的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