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大学生人数增加 有望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大学生就业正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据新华网报道，2013年高校毕业生达699万人，数量创历届之最。到今年3月，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30%左右。大学生的期望月薪仅为3683元，比去年低了1000元。

　　造成就业问题的原因有哪些？大学生就业形势何时才能好转？“按照我的估计，6月底签约率会涨到50%。半年后的就业率能不能达到或高于90%，还取决于第三季度的经济景气程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翼研究员，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破解就业难，就要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更要注重公平，打通社会流动的渠道。

　　就业能否好转主要看第三季度的经济景气程度

　　中国青年报：目前来看，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格外严峻，在您看来是什么原因？

　　张翼：就业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是供给增多但需求不足。在供给方面，目前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峰时期。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设计，在2015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36%，2020年要达到40%。因此在“十二五”后期和整个“十三五”时期，大学毕业生人数都会增长。所以，以后每年都可能是大学生的“最难就业年”。政府要将大学生的就业与再就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劳动力市场供给还有两个常态性的问题。一是近期多项调查表明：中国大学生因为专业或兴趣不匹配而发生的跳槽率极高，毕业三年内的大学生总想在“稳定”中寻找更满意的工作；二是人力资本越高的劳动者，越需要更长的时间觅职。比如，让和水泥的农民工改去搬砖难度不大，但如果让学物理的大学生去教化学，则需要更多的转岗成本，由此也增加了“摩擦性失业”的比重。

　　在需求方面，自金融危机以来，欧美经济普遍不景气，这压抑了出口导向企业的扩张冲动，缩减了招工计划。在国内市场上，今年第一季度国民经济增长水平低于预期，也抑制了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招工需求。学术界研究发现：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会在城镇新增加120万~150万个就业岗位。现在来看，在新增加的就业岗位中，对农民工的需求较大，对大学生的需求则相对较小。

　　所以，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将长期存在结构性压力：一方面是农民工短缺，很多地方“招工难”；另一方面，由于低端产业比重太大，白领岗位的需求较小，加剧了大学生的就业竞争。今年已到第二季度，政策实施效果还需要继续观察，企业家仍然存在观望心理。

　　但总体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好于欧盟。近期多项报道说欧盟青年人口的就业率在降低，甚至失业率达到了空前的24%左右，这是极其危险的。

　　中国青年报：据称今年3月份毕业生的签约率只有30%左右，如果到了年末仍无法达到预期的80%~90%的就业率，该如何应对？

　　张翼：按照我的估计，6月底签约率会涨到50%，学生毕业时潜在的签约意向落实后，可能会达到60%~70%。毕业季签约率上升是可期的，但半年后的就业率能不能达到或高于90%，还取决于第三季度的经济景气程度。

　　应该指出的是，在解决就业问题上，绝大部分新劳动岗位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但我们现在扶持最多的是大企业。国家刺激大学生就业的重点，不仅要放在村官与城市基层机构上，更重要的是要刺激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发展。

　　能否抓住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增长的“机会之窗”决定未来事业的成败

　　中国青年报：近些年，我国读高中的人数越来越少，读大学的却越来越多，这对于我国人口红利会产生什么影响？

　　张翼：近年来，高中阶段教育适龄人口开始减少，农民工供给逐渐转入短缺，大学生供给逐渐转入过剩。但这种过剩是市场约束和制度配置下的过剩，并不代表中国不需要这些高素质人才。事实上，大学生人数增加会提高人力资本，有望实现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否抓住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增长的“机会之窗”，决定着我们未来事业的成败。

　　我国人力资本的构成正处于从初中教育为主向高中教育为主的转型时期。我国每年会招收800多万高中学生和近700万中等职业教育学生，使得劳动市场上很少有初中毕业的人了。通过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和制造业的技术化转型，我国已经创造了技工的“机会之窗”。但对于从普通高校毕业的很大部分学生来说，市场上仍缺乏创造岗位的机制。

　　只有通过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而不是继续强化对低端制造业的扶植，才能创造更多白领岗位。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城市要从以制造业为主尽快转型为以创新为主，才会带动劳动力市场的转型。

　　中国青年报：现在很多应届生“非三不进”，即非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不进。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张翼：很多人都会告诫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这种引导是对的。但我们呼吁了很多年，学生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观念。这说明我们应该转变政策配置与改革的思路，采用市场的方式而非说服教育去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选择。

　　在做法上，就是要把公务员从最优职业选择的位置上拉下来。公务员岗位吸纳了大量本该进入科研单位和企业的精英。只有继续深化国有单位改革，打破公务员终身制，缩小权力资本的寻租渠道，大学生对公务员职业的热情才会逐渐减退，社会精英向不同职业领域分流的趋势也才会形成。不改变公务员作为最优职业选择的现状，我们的引导政策起草得再好，也会收效甚微。

　　国有企业经过改革，也成为吸纳人才的地方。工资待遇的提升和劳动保障的兑现，让大学生更有尊严感，也强化了人们对国有单位的预期。但目前这样的岗位很少，无法完全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劳动主管部门应继续强化对劳动力市场的维护，使劳动环境的提升符合人们的期望。

　　打破就业歧视首先要做到教育公平

　　中国青年报：您为什么在说到就业问题时一直强调“公平”？

　　张翼：众所周知，985、211高校的学生就业相对容易一些，三类院校、大专生的就业难度最大。劳动力市场上，不仅对重点大学的偏好比较明显，性别、政治面貌甚至年龄都成为歧视依据。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国绝大多数白领工作岗位，主要由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创造。但这些大城市，本该被弱化的户籍再分配功能却不断被强化，甚至再次祭起户籍管理的法宝，作为“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利器。一些企业去年还能拿到户籍指标，今年就拿不到了，就难以和大学生在原有的条件下签约。

　　由此可见，地方城市政府还没有落实好中央政府的指示。中央很积极地鼓励大学生就业、创业，如出台教育振兴计划，促进就业公平。但地方政府在制度配置上还满足不了企业和学生的需求，甚至无法让大学生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这是应该提出批评的地方。

　　说到“公平”，中国梦其实可以被解读为，公平接受教育的梦和公平参与就业的梦。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么说？

　　张翼：将教育置于就业之前，因为就业公平的基础是教育公平。教育不公平，就业就很难做到公平。现在我国教育的最大不公，在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这使不同阶层的子弟进入到了不同品质的学校去接受教育，从而影响了教育获得过程的公平性。由此也影响到子女面临的就业起点安排，形成初次求职市场的不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歧视在短时间内很难靠下发文件来打破。但我们可以首先做到九年义务教育资源的公平化，再促进高中阶段教育的相对公平化。让不同阶层的人在小学、初中、高中里拼的是智力，而不是家庭背景，把梦想的实现寄希望于自身的努力。即使他碰到困难，也会归因于自身而不是社会关系。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梦想是寄希望于通过教育和职业而实现的。要使社会个体实现他的中国梦，就要从制度设计、国家规范和社会环境上，把社会流动的渠道打开。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所受教育公平谋职、就职，以此共享人生精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也共享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