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本毕业生遇“最难就业季” 称梦想是骗子

　　2013年史上“最难就业季”

　　就业形势严峻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99万人，遭遇所谓“最难就业季”。

　　相较“211”、“985”和具有研究生学位授予权的本科院校，占中国高校总量80%的二、三本院校及高职高专中的普通院校毕业生们，在整个就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是受冲击最大的一部分群体。

　　由于高校定位混乱、学科专业设置不合理，这部分庞大群体的就业受到“985”、“211”高校毕业生以及中职毕业生的双重挤压。

　　我们不妨以今年西部地区一所二本院校的毕业生就业情况为样本，反思高等教育金字塔基座部分的为数众多的普通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发展路径。

　　“再见永川……”

　　6月24日，李炜(化名)在他的微博上，写下一句话，然后，挥手告别山城重庆，开始了自己新的一段旅程。

　　这个来自北方的高个子男生，今年毕业于一所位于重庆永川的二本院校。7月，毕业季，各大高校的毕业生纷纷收拾行囊，告别舍友，迈出了初涉社会的第一步。可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却遭遇到“史上最难就业季”。

　　教育部称，今年全国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创纪录的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更加复杂严峻，工作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当这批社会新鲜人满怀期待涌向社会之际，等待他们的却是“人增”、“岗减”、“薪降”的残酷境遇。

　　李炜还没有找到一份自己心仪的工作，更多的“李炜们”正奔波在各个就业会的现场、穿梭于不同企业的人力资源办公室。

　　相较于“211”、“985”和具有研究生学位授予权的本科院校，占中国高校总量80%的二、三本院校及高职高专中的“李炜们”，在这场就业季中更值得关注。

　　漫漫求职路

　　“像我们这种从普通院校毕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夹缝中生存。” 在一场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沙龙上，刚刚离开学校的李炜说。他毕业于重庆A学院，专业是广播电视新闻。

　　他的母校是一所二本院校，位于山城重庆的西部郊区，两个校区，开设49个全日制普通本科专业，专业涵盖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教育学、农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9000余人。

　　谈及自己的求职经历，李炜用“艰难求职中”五个字来形容。在过去的一年多，为了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他经历可谓辛酸：

　　大三的暑假，他曾坐29个小时火车回家乡，河北省一个地级市，想到这座小城的电视台谋得一份实习生的职位。满腔热情而来，电视台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却直接告诉他，“你市里有关系吗，有关系可以找一下，没有关系，就交五千块来实习，不能保证实习期结束能留在台里。”

　　来自普通家庭的李炜，根本没有财力去支持这个不能给他任何承诺的实习机会，“这次实习对我来说造成的伤害，比以后的求职还要大”。

　　2013年春节过后，李炜开始在网上搜寻工作机会，中国银行、中国人寿、民生银行、中信银行等的招聘，他集中投递了简历，结果无一例外，都被用人单位给拒了。

　　后来，他还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据他回忆，那段时间，周围同学找工作已进入白热化状态，看到其他人在考，自己又不想浪费时间，遂有此举，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李炜所在班级共有54名同学，初步统计，考上研究生的有3人；还有超过一半报考了公务员，大多扮演了“炮灰”角色；有的人在外地媒体实习，未能转正；有的人找到一个乡村教师的职位，后发现当地条件实在恶劣，想毁约却忌惮于合同中规定的3万块违约金，犹豫不决中；还有的人家里条件不错，托父母关系找了家企业办了接收手续，现在在家待着天天刷求职网站，等着一个更好的职位从天而降；甚至有的同学，为了满足辅导员要求的6月2日前必须上交三方协议的最后期限，借用同班同学创业时刻的单位公章，盖满了全宿舍的同学的就业协议。

　　李炜就读的广播电视专业共有三个班级，总共160名学生，在6月底，大部分人都已上交了盖好了接收单位公章的三方就业协议，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都是“已就业”应届毕业生。也就是这家学校，在去年还被教育部评为促进就业的典型。

　　然而，在实际的求职过程中，重庆A学院的毕业生们，作为普通院校的一员，由于缺少985、211名校的光环护体，在这个被称作是“史上最难就业季”中，被沦为就业市场中最弱势的一个群体。

　　李炜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的一次面试经历：他从重庆坐火车，到北京参加位于金融街的一所地方公司的面试，这是一场群体面试，一圈坐了12个应届毕业生，按照毕业学校排序。从第一到第十一，最不知名的是北京的中国农业大学，而毕业于重庆A学院的李炜，理所当然地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位置。

　　在这个985、211毕业生汇聚的竞技场，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学历”的差距，面试的结果当然没有给他任何惊喜。

　　“梦想对于我们太奢侈，我现在最反感的词就是梦想，因为它是一个骗子，”李炜哽咽地说，“我想让更多人听听我们普通院校二本、三本院校还有高职高专同学真实的心声”。

　　显然，在今年699万大学毕业生中，李炜和他的同学们是中国为数众多的普通院校二本、三本院校还有高职高专院校数目庞大的应届毕业生的缩影。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牵头进行的一项国家级课题“大众化阶段的毕业生供求状况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显示，目前中国“985”与“211”大学有100所左右，占高校总数的4%；其他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老本科院校近400所，占高校总数的16%；另有600多所举办历史不长的新建本科院校，占高校总数的26%；其他1200多所为高职高专院校，占高校总数的54%。

　　也就是说，李炜们才是应届高校毕业生这座金字塔的塔基，他们人数庞大、面目模糊却真实影响着高校“就业率”的波动。

　　“结构性”就业难

　　李炜最想做的，其实还是记者。

　　回想自己当年高考时选择广播电视新闻这个专业，在他看来，更源于自己心底的东西，“想为某个群体说话，记者不是伟大而是需要”。

　　李炜的同班同学也面临着相似的窘境，学传媒专业却很难成为一名记者。“我们班里能进媒体的也就三四个人，有一个还是靠家长的社会关系。”李炜说。他指的是一个老家是太原的同学，毕业后凭借父母关系，进入太原电视台。

　　其他凭自己面试进入媒体的同学，都在重庆本地的小媒体：有一个在永川区，做了《重庆晨报》一个专刊《永川读本》的记者；另一个留在了潼南县电视台。另外一位女同学，参加了当地乌海电视台的招聘，毕业前夕刚从内蒙古乌海赶回来，结果不明。

　　在李炜感叹“进一家媒体到底有多难”的时候，他的另一个同学则在湖南卫视都市频道的一档新闻栏目里做实习记者，苦熬等待结束自己漫长的实习期。

　　王平(化名)在年初投了十几份简历给各地的电视媒体，只有湖南卫视都市频道下属的一档民生新闻栏目给了他面试通知。对方在电话里告诉他，“能不能留下来就看你的实习情况。如果没有准备好，就直接走人。”

　　即便如此，王平还是从重庆赶到了湖南长沙，牢牢抓住这一个仅有的成为电视记者的机会。从年初到现在。王平在电视台已经实习五个月了，电视台的考核机制是像他这样的实习生，每个月必须要达到播发26条新闻的最低考核量，但仅仅做够26条没有一分钱的薪酬，只有做到27条，才会有每条100块总计2700块钱的工资。

　　幸好电视台还算关照，给他安排了宿舍，减轻了王平的一些经济压力。他现在每天就是拼命工作，赚够生活费，争取多发片子，苦熬等待机会。

　　不久前，制片人向他透露，在10月份栏目内部会有一次投票，如果票数过半，王平有望获得签正式合同，尽管只是电视台内部最低档次的“栏目聘”。

　　即便如此，王平也觉得自己是“幸运儿”，能够进入到一线媒体去工作。

　　而在胡瑞文看来，王平和李炜试图进入媒体工作时所遭遇到的艰辛，是因为他们在读一所普通二本院校这个错误的前提之下，犯了第二个错误——选错专业。

　　“你知道现在全国有多少学生学新闻，可以这么说，现在全国高校新闻专业的在校生，如果毕业后都进入到媒体，就能让现在所有在岗的新闻记者全部下岗。”胡瑞文说。

　　他并非是“危言耸听”，在其主持的国家级课题报告，可以看到这样一组数据：

　　1998年全国高校开设新闻系的仅有70余所，总招生人数是5920人。但是到了2010年，全国已有500多所学校开设新闻系，招生人数达75000人。中国的新闻媒体岗位有多少？2000年，新闻记者14万人，播音主持7万人，两者总计21万人；2010年记者19万人，播音主持减少到5.6万人，两者总计24.6万人。

　　这也就意味着，十年时间，传媒岗位增加不到4万人，可大学新闻系招生人数却增加了12倍，显然像李炜这样的新闻系毕业生很难进入到正规的新闻单位，他们是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学校招生没有考虑有多少岗位可以供应，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招生的盲目性、专业设置的盲目性，大家一看热门了就都去设置，”胡瑞文分析说，“这就导致了‘结构性’的就业难”。

　　胡瑞文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老大学生，他记得自己当年读大学时，全国仅有人大、复旦、武大等4所大学有新闻系，而现在则是新闻系遍地，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了这个“热门专业”。

　　李炜所在的重庆A学院也是如此，其就读的文化与传媒学院是从2000年才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到现在已开办了包括广播电视编导、广播电视新闻学等6个本科专业(方向)，在校本科生规模达1500人。

　　学校就像一座开足马力的机器，年复一年生产着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当他们带着满腔的新闻理想推开校门走出社会时，马上会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无冕之王的位置，而是残酷的就业冬天。

　　而胡瑞文发现，不仅是新闻专业，包括管理、艺术、医学、教育等国内普通高校热门开办的专业，近年来都出现了供过于求的情况。

　　2010年，普通本专科招生总数增长为1998年的6.3倍，但与扩招前相比，12个学科大类中，招生增速超过平均数的有：管理学(11.9倍)、艺术学(11.2倍)、医学(7.1倍)、教育学(7.0倍)等。

　　具体到学科中类专业，会计学与财务管理专业则是高校专业过多重复设置的典型。

　　调研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有568所本科院校、近千所高职院校设置和招生，年招生规模高达50万人，严重供过于求。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全国会计岗位从业人员840万，比2000年减少了30万人，但十年间，会计专业招生规模却增长了12倍，供求严重失衡。

　　那些不幸就读于上述专业的“李炜们”，毕业之际，等待他们的就是一片求职竞争者的红海。

　　“史上最难”就业季？

　　李炜现在有份临时性质的工作，在帮高中时的学长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艺术比赛四川赛区的活动。刚结束的成都赛区的比赛，让他赚了几千块钱。

　　可是对于未来的正式就业，他还想再等等看。

　　对于李炜在就业求职上的犹豫不决，胡瑞文给出了一个令他不禁心寒的判断：“今年不是最难的就业季，有些学生今年不就业，想等到明年，而再加上每年多出10万的增长量，这个叠加的过程会使得2014、2015年就业更难。”

　　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将超过4100万人，届时18至22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接近或超过50%。

　　“这一数据表示我国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如果这个大环境不去认识它，高等教育培养目标和期望值不调整，就业难还将持续存在。”胡瑞文说。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能让更多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带来的挑战是，大学毕业生找到合适的理想的岗位将很困难。研究显示，未来十年，中国大学本专科毕业生增量总计9400万人，只有一半毕业生能到“白领”岗位就业，剩下一半要到“蓝领”和“灰领”岗位。蓝领将是大学毕业生新的重要的空间，这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个人就业的需要。

　　对此，李炜多少显得有些坦然受之，“我感觉现在难就是难的，没有办法，教育产业化于我受益，于就业不受益。”

　　不过，相对于李炜这样的二本毕业生，中职毕业的学生的就业率在今年却略呈升高状态。

　　陈昕(化名)是北京一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学校招生对象是在京农民工的子女，经过两年严格的职业培训后，这些学生都成为用人单位的“抢手货”。

　　陈昕最近在忙一件事，劝今年毕业的学生“不要挑花了眼”，毕竟总体就业形势还是严峻的。“昨天上午刚刚照完毕业照，很多学生没有签劳动合同，是因为他们手头都有几个offer，没有做好选择跟哪一家签的决定。”

　　有些用人单位为了留住陈昕学校的毕业生，可以给到每月2500-3000元的底薪，包食宿，还给上社保。

　　陈昕学校的中职毕业生们，在今年的“最难就业季”中，跟“李炜们”求职的艰辛形成鲜明的对比，单纯用高校扩招似乎很难解释。

　　“‘就业难’并不是扩招本身惹的祸，在我看，还是学校自己出了问题。”北京一所高校负责人分析说。过去几年，国内许多高等学校不安于现有层次，突出表现在学校制定的五年、十年规划中，将升格和拔高学校层次作为学校发展的首要目标。

　　不少老本科院校争相更名大学，出现了研究型大学热、综合性大学热、一流大学热；许多新建本科院校热衷于申请硕士学位授予权，部分高职高专院校竞相升本。

　　长期从事第三方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的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伯庆对国内普通高校近年来的一个变化记忆犹新：

　　早在2008年左右，受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放缓，中国出口受挫，国内大学生整体就业率曾有过波动，但随着中央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后，就业率随即出现稳定持续上升。

　　中国的高校开始盲目乐观，占高校数量80%的新建二本、三本、高职高专院校中，有很多的学校开始大谈“博雅教育”，把自己扮成一个北大的追逐者的角色，而忘记了自己学校的毕业生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大背景下才能有读大学的可能性，搞不清楚自己的定位。

　　“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惜了，今年的所谓‘最难就业季’，高校应该反思自己的责任。”王伯庆说。

　　李炜所在的学校，也是扩招后学校升格的产物。这是所重庆市政府主办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其前身是当地两所师范专科院校合并而成，2001年升格为本科院校，2005年4月才更名为现在的重庆A学院。

　　而在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迈进的新阶段，占高校总数80%的普通院校如果继续照搬985、211的办学思路，培养人才模式，那么留给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们的就业之路必将越来越狭窄。

　　“现在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痛下决心，根据人才市场需求，大规模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时候了，如果不调整结构，以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将越来越严峻。”胡瑞文说。

　　好在对于这个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教育主管部门亦有体认。在今年年初教育部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12]11号)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具体而言，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加强就业状况统计、分析和监测预警，把就业状况作为招生计划制定、质量评估、经费投入、专业设置、培养方案调整、班子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把就业状况作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重要指标和高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的核心指标。更明确提出，“连续两年就业率较低的专业，除个别特殊专业外，应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

　　而有知情者透露，在不久前天津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上，分管教育的中央领导明确表示，未来将把部分地方高校和应用型高校退回到职业院校序列，年内还将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李克强总理会出席”。

　　《“被绑架”的就业率》

　　打开电视机，央视的几位当红主持人正在做一档公益节目，主题就是“毕业生就业”。主持人们满脸热情现身说法，显然，他们想让荧屏前的待业青年们知道，这不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

　　熟悉中国官方文宣手法的人都知道，但凡喉舌媒体猛灌“心灵鸡汤”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已成全社会关注焦点。

　　还记得上个世纪末，全力推进国企改革，上千万职工下岗再就业时，电视台上最热播的歌曲是什么？是刘欢声嘶力竭唱着的那首《重头再来》。

　　主管部门官员透露，至今年4月19日，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28.24%，其中研究生36.59%，本科生26.6%，专科生16.84%。而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99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

　　“年年都说难，今年赶上这拨，学校通知不断，要对接企业，要发布信息，我们‘压力山大’啊。”天津一所高职院校的就业办主任抱怨说。

　　在采访中，也跟过去熟悉的高校负责人联系，电话里一开始聊的热火朝天，可问题一转到打听他们所在学校今年就业率的时候，对方马上口风一变，“现在太敏感了，咱不谈这个话题好吧，等过段日子，统计结果出来之后再说。”

　　其实，不仅高校就业办老师压力大，学生、家长乃至全社会都处于焦灼状态之中。

　　前不久，笔者跟北京一所区级重点学校的高三毕业生聊天，他刚参加完今年的高考，理科生，报考的是北京工业大学的计算机系。在得知笔者是做教育政策报道的记者时，这位刚满18岁的青涩小男生，腼腆却又非常认真的请我分析： “你看今年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那么难，我这个专业不知道以后怎么样，别一毕业就失业回家啃我老爸老妈吧？”

　　真的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让还未读大学的孩子都开始琢磨大学“就业率”这点事。

　　采访中，有一位采访对象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每年毕业时统计高校学生的就业率？抛开一系列高校考核的因素，单纯从就业率统计本身，这个时候统计是否科学？”

　　显然，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不知道答案。

　　这位采访对象进一步跟我讲，刚跨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在各国都属于天然的就业市场的弱势群体，在欧美国家成熟的就业率统计方式是，在这些毕业生毕业后半年再做统计，往往那个时候的就业率要较前者至少提升30%。

　　“大学生就业是逐渐消化的，可我们很多主管部门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大学‘包分配’的老思路，强调7月1日毕业时的就业率，”这位受访对象说，“他们被就业率所绑架，也绑架了就业率。”

　　(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