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教育部发布暑期工作通知，要求各地中小学校要控制课外作业总量，小学一至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要创新作业形式，适当减少书面作业；要召开一次家长会或致家长一封信，引导家长不盲目给孩子报各类补习班，引导学生自主合理安排活动内容和活动时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有偿补课。

　　每到寒暑假，教育部门都会例行下发类似内容的通知，可最终，孩子们还是在繁忙的作业和补课中度过假期。这种“中国式减负”，说到底，是减负形式主义。

　　很多人由此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减负，之所以减不了，不是政府部门不努力，而是家长的心态有问题。所以，教育部的通知，就强调做家长的工作。而武汉晚报则报道说，当地中学生向市长热线投诉，把学校搞的补课班停了下来，可没想到家长都跑到学校门口要求补课。也就是说，似乎家长是假期补课的主因：学生不想补、政府严禁补、学校不敢补，只有家长逼着学校补、学生补。

　　真是这样吗？有多少家长不想让孩子过一个快乐和轻松的假期？可当幼升小、小升初的竞争极为激烈，鲜有家长能对其他孩子去报社会培训班无动于衷。而我国的中高考用卷面分数作为唯一标准选拔学生，低一分也不能被录取的现实，给了每个家长十分现实的教育：今天让孩子轻松一天，未来就可能让自己和孩子一辈子不轻松。在义务教育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以及应试教育的现实中，家长很难有理性的心态。或者说，他们认为的最理性的做法，就是让孩子上补课班、培训班。

　　有舆论称，假期作业不在于有无，而在于有无特色，要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做感兴趣的社会调研，而不是只做枯燥的题目。这也是听上去很美。道理谁都明白，可为何大家都要让学生做题，进行题海训练？因为考核评价体系关注的只有分数。

　　面对这种情况，政府部门如果要引导家长有理性的态度，就应该改变教育现实。一方面，推进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另一方面，改革中高考制度，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这正是政府部门应该努力作为的方面，可长期以来，这方面作为不大。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不管是推进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还是改革中高考制度，都要求政府部门放权。前者需要建立新的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教育拨款体系，打破择校利益链；后者需要推进考试社会化，同时把招生自主权归还给中学和大学。可放权无疑动了政府教育部门的奶酪，因此，人们一直期待的义务教育资源均衡分布和中高考制度改革，只闻雷声不见下雨。

　　不愿意放权的教育行政部门却高喊减负口号，以减负之名，不断发通知。这种做法，其实是在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力。我国早有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依法监管学校办学就可以了，用得着老是发通知吗？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样的通知其实起不到多大效果。

　　调查显示，近年来，在学校减负的同时，校外却在增负，甚至学生负担更为沉重。在政府的禁令下，学校减负是容易的：上课时间减少、给学生布置作业减少，可这不是真正减轻学生负担，而是减负“鸵鸟政策”，把责任轻飘飘地推给家长和社会。由于评价体系不变，家长们只有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班上课，这就不但增加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且也增加家庭的教育焦虑，比如担心选择的培训班质量不高会影响孩子的竞争力。还出现很多不安全因素。

　　从长远看，真要减轻学生负担，必须全面推进义务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改革中高考制度。而从现实分析，要让学生的负担减轻，政府部门和学校真得好好听取家长的意见。本世纪初，日本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恢复了实行6天上课，原因是很多家长反映，由于大学入学考试竞争激烈，5天上课影响学生的竞争力，周末必须上培训班，还不如让学校恢复上6天课（增加上一天课，不收取学生额外费用），这样，家庭的经济负担减轻，家长不用再送孩子去培训班，还可让孩子得到一天休息。事实也表明，这样做让学校的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也确实减轻了学生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