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注目的刘志军案日前一审宣判。人们在关注判决结果的同时，还热议辩护人提出的一个辩护意见：法院在为刘志军定罪量刑时，应当考虑刘志军对于中国高铁建设的贡献。法院没有采纳这一辩护意见。没有采纳是对的，因为刘志军对于中国高铁建设的贡献，并不构成从轻或减轻刘志军刑事责任的理由。刘志军的高铁贡献与刘志军的刑事责任没有任何关系。

　　刘志军犯下的罪行是受贿、滥用职权，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达6000多万元。针对这样的犯罪事实，法院应当作出什么样的刑事处罚，我国刑法已有明确的规定。与此同时，刑法还规定了从轻、减轻刑事处罚的法定情节。譬如“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立功”等等，都是法定的从轻或减轻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事实和理由。除了这些刑法规定的可以从轻、减轻的情节，其他的辩护理由，都应当在定罪量刑过程中予以排除。

　　刘志军对于中国高铁建设的贡献，就是这种在庭审过程中应当予以排除的因素。一方面，我国法律从未承认这样的贡献与一个人的刑事责任之间有何关联。另一方面，这样的贡献虽然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一种职务上的贡献，是天时、地利等各种积极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大致说来，在我国高铁建设提速、铁路基础设施大幅度改善之际，任何居于铁道部长职位上的人，都会做出大致相当的贡献，甚至会做出更大贡献。因此，刘志军的贡献，本质上是他履行法定职责所带来的结果。把这样的结果作为刘志军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没有任何依据，完全不能成立。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嘲笑刘志军的辩护律师。因为，辩护律师竭力为刑事被告人辩护，是他的法定职责，也是控辩双方之间保持平衡的一种支撑。试想，如果没有辩护人为被告人提出无罪、罪轻或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事实或理由，就不可能让审判者因为“兼听”而“明白”，审判者就可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这是为冤假错案的滋生提供了通道。

　　正是在辩护职责的激励下，刘志军的辩护律师才提出这种“以高铁贡献换取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透过这种过于牵强、以至于根本不能成立的辩护意见，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辩护律师要为刘志军找一点足够给力的辩护意见，并不那么容易；或者说，在刘志军案中，辩护律师能够发挥才智的空间实在太小了。

　　在当代中国的刑事诉讼中，辩护的力量一直偏于弱小。为填平法治实践中这块短板，公共舆论应当对辩护者给予更多宽容和理解。至于辩护者，则应当通过高品质的言行，更好提升自己的职业声誉与职能技能，为自己的当事人提供更好的服务。表面上看，这是在帮助自己的当事人，实际上，这是在助推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