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物以稀为贵”，但按照地方红会的说法，之所以要求医院用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并非是出售器官的牟利行为，而是为了用捐款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平心而论，器官捐献，尽管其本意和初衷并不追求回报，但无论从人道主义出发，还是对器官捐献行为的认同，给予器官捐献者适当的救助与补偿，的确不无必要。

　　不过，当医院对于器官资源的申请，竟然要首先过地方红会的认捐关，尤其是当一例器官的认捐额度，甚至已高达10万时，对于医院而言，名义上是捐款，实际却是获得器官的成本，既然医院并非福利机构，认捐的成本注定只能转嫁到患者身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器官手术近乎天价，除去手术本身的费用之外，天价的器官认捐费，恐怕同样贡献良多。

　　在红十字会的职责中，的确白纸黑字列出了“依法开展和推动遗体、器官(组织)捐献工作”。于是，地方红会通过开展器官捐献工作，掌握了捐献者以及器官资源，的确也是顺理成章。不过，当开展器官捐献工作的组织，竟然摇身一变充当起了器官分配者的角色，甚至还以认捐之名开出不菲价码，显然不能以“能者多劳”自诩。对于地方红会而言，当然只能在职责范畴内运作，具体到器官捐献，地方红会的职权也应仅限于捐献工作，而不能把捐献的器官据为自身资源，甚至插手分配与认捐事宜。否则的话，一只手以公益之名接受器官捐献，另一只手却挟“器官”以令医院认捐，角色错乱的红会，又怎能不行为分裂？尤其是当认捐的账目连起码的透明都不能保证，谁能保证器官认捐的名义下，不会藏有另一黑幕呢？可见，红会器官捐献组织者的角色，即便有让红会独揽大权，以便监管的必要。但捐献器官的管理与分配，显然不能混同，而必须明确剥离。

　　至于红会所谓“对于器官捐献者的救助”，也绝非除了“逼医院认捐”便再无途径。例如，新加坡就设立了专项基金资助器官捐献者，其中国家肾脏基金会拨出1000万新元(约合5千万人民币)设立“肾脏活体捐献者援助基金”，旨在为经济困难的肾脏捐献者提供帮助。相比强制认捐，这一机制的引入，无疑能撇清利用捐献器官交易并牟利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