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黑龙江省桦南县17岁女孩胡伊萱路上遇到一名假装肚子疼的孕妇，请求其帮忙扶自己回家到楼上，女孩没意识到，善良却葬送了自己如花的生命。当将孕妇送到楼上后，在家等候的丈夫面露凶光，欲对女孩性侵，女孩反抗被二人用被子蒙头窒息而死。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8月1日《江南时报》)

　　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一个心中充满阳光的女孩，面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勇敢地伸出双手，却不成想，回报她的，不是微笑和感谢，而是蓄谋已久的性侵，以及付出生命的代价。“好心反遭毒手”的悲情，让人揪心、痛心和伤心。

　　“送孕妇回家遇害”再一次为风险社会增添了辛酸的注脚。助人为乐也好，见义勇为也罢，当利他行为需要以生命为代价的时候，面对需要帮助的陌生人，还有多少人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任何公共空间内，不管是公交车上，还是街头巷尾，面对如孕妇一般的弱者，人们常常会选择关怀与帮助，这是一种基于正常人性、道德的慈悲之心。然而，当孕妇的弱者符号成为“鱼饵”，善良的女孩便成为这起悲剧的受害者。面对这样的不良示范，人们不禁要问：还有多少陌生人值得信任？我们以后还敢不敢做好事？

　　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具有生产性和可积累性。与之相对应的，信任的存量也可以被消耗、被切割。信任裂痕一旦产生，短时间是难以修复的；因此，信任的生产比消费更容易。应该说，“送孕妇回家遇害”只是一个极端的、小概率的个案，但依然可能具备一定的感染和示范效应，稀释社会信任度。

　　基于先例的“惯性联想”，基于成见的“恶意的揣测”，都可能让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封闭内心，失去感受痛感的能力。一个温暖的社会，不该让好心人寒心。对恶例，及时、有力地给予法律的规训与惩罚，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告慰，也是对正义的回应。而在现实中，如何建构一道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如何建立利他行为的保障机制，则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紧迫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