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制引产的母亲疯了，当地政府、官员却一如既往地冷漠，他们何时才能感到自己参与犯下的罪恶？

　　据报道，2011年11月，怀胎已经超过七月的湖南涟源安平镇公民龚起凤，被当地计生干部拉到涟源市中医院，被注射了引产针。一个不久就要降临世间的生命变成了尸体。家属称，被强制引产后，无法忍受失子之痛的母亲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若非丈夫吴勇元坚持上访，若非舆论关注，这个家庭的呻吟和呐喊，怕是要被喧嚣的时代淹没。

　　媒体揭露的细节触目惊心：安平镇镇长易忠儒认为这个问题(强制引产)不需要回答，这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必须要“搞”的。一个“义务”让他们的行为有了正义的底气，而一个轻描淡写的“搞”似乎揭示了此类行为不过稀松平常；面对受害者的指责，计生工作人员周海波大吼“那么多干部在场你不提，只提我，如果我工作丢了，我要找你算账，我要以我个人的名义报复你”，在他的眼里一条人命竟然抵不上一份工作……

　　报道中当地计生考试时的一道题，更加令人齿冷：“如果一名女性大月份怀孕，到底该不该引产？”标准答案是：“虽然大月份引产会对妇女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但计生政策是国策，这项国策是为了整个社会的优生优育，所以我们应当坚持”。人没了，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如此简单的逻辑，在“标准答案”面前迅速坍塌。

　　2004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办公厅发布《“关爱女孩行动”实施方案》，要求禁止28周以上的引产。大月份引产，既失人性，又违政策，其目的或许只在于完成当地的“指标”。

　　被强制引产的母亲疯了，当地政府、官员却一如既往地冷漠：面对受害者的上访，涟源市信访办的回复竟然是“无法证明精神疾病与被引产的因果关系”。尽管，引产与精神失常仍需更加权威的说法，但是当地政府这种冷漠和推卸，无疑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面对悲剧，法律理应让那些人性扭曲的帮凶承担责任、支付相应代价。

　　去年“陕西省安康大月份强制引产事件”之后，国家计生委重申“坚决杜绝大月份引产”。这是对生命的敬畏。龚起凤被强制引产造成的悲剧，是计生工作的又一深刻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