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底层群体在保障房建设中有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建设之初即有认同感，才不会建成后大量闲置。

　　山东1.29万套，海南9000多套，广东1.15万套，云南2.3万套……近日，多个省份审计结果暴露出保障房“愁嫁”的空置尴尬。在深圳，入围申请公租房的家庭1万多户，但有45%的申请家庭弃租。多地公布的审计报告指出，闲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位置偏僻、配套设施不完善、房屋品质存在问题。

　　城市低收入群体，若非保障房的种种弊端让人实在无法接受，一般不会出现弃租的现象。这从一个现实选择的角度描述了保障房的问题之突出。保障房不是已经供过于求，而是一些基层政府习惯性地走了一条重数量不重质量、重政绩不重内涵的建设路径。

　　保障房是政府的民生工程，理论上有政府信誉在其中担保。高的空置率，既伤害了翘首以盼的底层民众，也挫伤了政府部门的形象。是以，面对上演“空城计”的保障房，一些地方政府需要为此前的草率决策买单，对曾经追求数量和政绩的粗放观念作自我矫正。该究责的究责，该追偿的追偿，集中力量完善保障房的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尽最大可能修复存量保障房的弊端。救活存量保障房，让它实现惠民便民的初衷，考验着基层政府的为民理念和执政水平。

　　大量保障房空置“遇冷”的窘境，提醒各地在保障房建设中必须要有相关的制度约束和规范。这种约束和规范，可从两方面：一是，基层政府部门汲取此前的教训，站在底层民众的角度和立场上，周密设计制度框架，例如河南省出台的关于选址、配套设施、配建比例的“三不”政策，用以指导和规范保障房建设。

　　二是选择吸纳民意和凝聚共识，引入公共听证制度。《行政许可法》和《城乡规划法》都规定了公共听证制度，后者对规划报送审批前和规划实施定期评估环节，都做了以听证会等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规定。事实上，作为一种公共保障服务，保障房的选址和建设与底层群体利益高度相关，让底层群体在保障房建设中有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在建设之初即有认同感，才不会建成后大量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