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城管暴力执法刚刚落幕，湖南临武城管殴打瓜农事件又起。一时间，城管暴力执法之声不断。其实，暴力执法不仅现在有，过去一直就有，不仅城管有，其他行业也存在，而且时有发生，不断发生。城管暴力执法，只不过是当今暴力执法恶疾现象的典型和集中体现罢了。从长远看，治理暴力执法必须以法治的思维和方式进行。

　　其一，纠正执法队伍的执法理念偏差。行政强制法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违法行为情节显著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的，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这些都是作为法律原则明确规定下来的，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是现代社会和公众对行政执法的基本要求。但在多起暴力执法事件中，我们看到执法并没有遵循法律原则，没有体现法治的方式和理念。尤其是对于乱摆摊等小违法现象而言，要以教育为主，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换言之，小事不要老是拿强制作为排头兵，动不动就使用强制手段，这是执法理念和执法原则的问题。

　　其二，强制只能强制物品和场所，不能强制人身。这作为一条原则是不能突破的，否则，就是以恶制恶，终非善举。执法者动用强制，是因为法律给了强制权和强制手段，但强制的对象是物不是人。从最近几起事件看，它的诱因，最直接的爆发点就是所谓的“肢体接触”。执法人员搬小贩的东西，小贩阻拦甚至伸手抓执法人员。这时，执法人员该怎么做?经常看到的解释是发生了“肢体接触”。什么肢体接触?就是动手打人了。这就超越了执法者的底线，把严肃的执法变成了人与人的争斗，这是违法的。

　　其三，建立执法缓冲区。有一些行政执法，因为要端人家的饭碗，对方肯定要急。无论执法者怎么端小贩的饭碗，对方一般都是要对抗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执法人员还是一味地坚持下去，势必发生暴力冲突，发生“不是被人打”就是“打人”的局面。就执法对抗现象而言，我认为，应当建立一个对抗执法的缓冲区。比如湖南临武一案，瓜农在路边摆摊如果确实违规，城管可以今天不采取强制措施。给对方一个警告，然后请当地政府、村委会配合，这样做效果应该比陌生人强制执法效果更好。靠当地政权机构或群众组织协助，如果第二天仍然不听，再采用强制手段。有这样一个缓冲区，大多数情况下，问题解决起来容易得多。

　　其四，制定合理适当的城市管理标准。从几起暴力执法事件看，城市管理的标准有些脱离实际。比如瓜农路边摆摊现象，全国各地郊区比比皆是，葡萄园旁摆葡萄，西瓜地旁摆西瓜，玉米地旁卖玉米。我国现在处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交叉的时代，我们不能全都拿一个完全城市化的高层次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人。换言之，不能用大城市标准要求小县城，不能拿城市大马路标准要求乡间小道。所以，城市管理标准的制定者，以及城市秩序的执法者，需要在未来和现实之间合理适当地制定标准和执行标准。这是城市管理最大的实事求是，而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而不是好高骛远，脱离实际。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