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背后的大人物:高干为气功崛起保驾护航

　　1986年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理事长为国防科工委科委主任张震寰；“特异功能研究”的精神领袖钱学森“以党性保证”其真实性。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成立“特异功能研究”机构。

　　反对“特异功能”的精神领袖、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少；叶圣陶因撰文反对而被责难；科协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出面而陷入争执。“清醒的文化人不能说话了。”

　　胡耀邦曾对“特异功能”批示“荒谬绝伦”，又要求“不要介绍和宣传”，但面对支持力量，也不得不作出让步。

　　躲去香港，无法为王林卸去所有麻烦。自从他与马云、李连杰、赵薇等名人的合影曝光后，“大师”的隐秘外壳被他所不熟悉的网络层层剥开。

　　长期与他保持友好关系的当地政府突然变了脸。2013年8月6日，多部门商讨后认为，王林涉嫌非法持有枪支、偷税、非法行医、行贿、重婚、赌博、诈骗等七项罪名。江西省芦溪县警方已对他立案调查。

　　对年过耄耋的杜继文而言，王林的结局并不意外，连同他当年崛起的那个疯狂年代。

　　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杜继文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荒诞场景——在“大师”张宏堡的报告会上，数十位老将军鱼贯而入，挤满最前几排，聆听台上人的教诲：“我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必须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尊敬我。”

　　在“大师”离席时：老将军们如赛跑，竞相冲到台上，抢坐“大师”的椅子，争喝杯里的剩茶。

　　“特异功能”甫一出现就伴随着巨大而漫长的争议。杜继文就是当时的反对者。但他很快发现，这不是个轻松的立场，他和“大师”们也开始了一场长达十余年的“斗法”。

　　在三十多年前那场战斗里，“大师”与干部阶层结盟，远非反对者的唯一困难；科学家的介入、媒体的沦陷以及大众的盲从都为“大师”加固。

　　给“中央同志”表演

　　一切肇始于1979年3月，《四川日报》报道称，大足县发现一位12岁少年唐雨，“能用耳朵辨认字、鉴别颜色”。闻讯赶来的四川医学院对唐雨做了25次试验，唐雨19次偷看纸条，6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被认定为弄虚作假。

　　然而，这项“新发现”已在媒体上传开，至5月，全国12个省上报20名特异功能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于4月24日批示“荒谬绝伦”，认为罪不在孩子，而在于地委、党报，胡耀邦在批示中用了两个感叹号：“我们该要怎样警惕啊！该要怎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问题啊！”

　　获得批示传达的包括《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在他的指示下，《人民日报》高级记者陈祖甲发表了第一篇反击文章：《从“以鼻嗅文”到“以耳认字”》。

　　古稀之年的陈祖甲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文章发表后，报社收到200余封来信，10条电话线中有8条被反馈占据，支持者不少，反对者则将他称作“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

　　当时的中国刚走出“文革”阴影，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后，人们期待依靠科学追回失去的10年；“文革”中对传统神怪文化的压制又骤然消失。伪科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沉渣泛起。

　　迫于压力，6月5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向中宣部作了自我批评，省委书记杨超将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绵羊-山羊效应”一说曾流行于国外。特异功能“大师”和支持者被称作“绵羊”，反对者则是“山羊”，意指凶狠的“山羊”一出现，“绵羊”就要败下阵来；此时，“山羊”貌似取得首战胜利。

　　然而，6月18日香港《明报》发表署名李学联的文章《以耳认字，未必荒谬》，迅速扭转局势，四川方面重测唐雨，判定“用耳认字”是真的。

　　当时的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香港报纸，在陈祖甲看来，若非高级干部的意见，文章不可能对内地产生影响。

　　唐雨得到“正名”后，四川方面多次召开人体特异功能会议，时任省委书记杨超频频露面，强调特异功能重要性。受此鼓舞，几乎半个中国的省份先后建立了特异功能研究组织，不少由省领导挂帅。

　　当时中国科协下辖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副主编申振钰提醒南方周末记者注意时代背景，“当时刚刚改革开放，还在讲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些东西无法一竿子压制了，何况还有那么多上层人物的支持。”

　　20年的“斗法”从一开始就显露出复杂性。特异功能的风起云涌很快引来了更多反对者，包括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于在新中国成立后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与“三钱”之一的钱三强同学。

　　于光远认为，哲学工作者在“特异功能”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状况。他1981年表示，原以为“这样的事闹腾一阵子之后就会自生自灭”，没想到愈演愈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了。”

　　申振钰正是在这时候接受于的委派，和一位同事分率两个实验组，到南北各省调查特异功能案例。她本就在北京看了多场特异功能表演，那些声称能用耳朵、腋部认字的孩子，“没一个老老实实认字的，到处都是动作。”

　　怀着充分心理出发的申振钰，在第一站云南就碰了钉子。她的经历足以说明，在高级干部介入下，去伪存真有多难。

　　申振钰和组员们在昆明待了一个月，当地始终表示：特异人不愿接受测试。从省科协到省委省政府，大批领导站在“绵羊”一边，省委副书记高治国称“人体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时任副省长马文东更成为调查的直接阻力。

　　反复沟通，提出共同设计实验，都不管用。申振钰感觉，在省部级干部层面，支持于光远的少之又少，级别更高的支持者倒是越来越多；她所率领的实验组在南方各省没能完成任何测试，于老筹措的5万元调查经费也成了后来20年里少有的资助。

　　高级干部的支持也转化为具体压力，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曾向陈祖甲透露，叶老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耳朵听字”后，很快受到责难，“有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像是（叶老）犯了错误一样”。

　　“人体科学”的魅力还进一步渗透到渴望养生保健的老干部中。1982年，后来“大师”中的领衔人物张宝胜被引荐到一位“中央同志”面前表演特异功能，这段经历成为张宝胜行走江湖的重要资本。

　　而现在的王林，正是在当时被各方邀请治病，时为“人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还为王林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

　　据于光远回忆，自己的介入让“大师”们紧张，后者于是想办法到“中央同志”那里去表演，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

　　到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走向高潮时，“大师”与干部的结合已无处不在。作家陈放回忆他目睹的一场张宏堡发功会，到场副部长近20人，厅局级干部约200人，处级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绝参与。支持者的级别节节高升，高级干部群体乐于为特异功能背书，很快将这股浪潮推向社会。

　　“大科学家”与“大学问家”的对峙

　　在“人体科学”浪潮扩散到整个社会前，于光远们与“大师”在1982年首次激烈交锋，科学界的介入和代言左右了战局。

　　钱学森是这段历史中难以回避的名字。1980年，他亲赴上海，访问了“人体科学”宣传的重要阵地《自然杂志》，强调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客观存在”，首次表明了他的态度。

　　1981年5月，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四川省重庆市召开，标志着政界、科学界“绵羊”的结盟。在杨超主持开幕式并作报告后，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聂春荣作了《推动人体科学研究》的演讲；钱学森更是提交了万字长文《关于开展人体科学基础研究》。

　　这或许会让人想起他在1958年针对粮食亩产问题发表的评论。作家叶永烈曾评论说，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情怀异常感人，且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因而在专业之外的见解时常引发批评。

　　申振钰观察到，1981年末，对人体“特异功能”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两个组织，分别有被称作“大科学家”的钱学森和“大学问家”的于光远两位头面人物。

　　双方频繁发文，争辩“人体科学”是非，1982年2月24日，于光远在中科院报告会上批评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人民日报》次日专题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将这轮交锋推至高潮。

　　后来“气功热”的主要推动者、国防科工委科委会主任张震寰致信胡绩伟及人民日报党组，直斥后者干“糊涂事”，事情再次闹到了胡耀邦处。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守住两条线”：“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然而，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出的通知中，这一意见发生了微妙变化，在“不宣传、不介绍”外加了“不批判”。所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亲历者均认为，这一变化针对的就是于光远为首的“山羊”，于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连载的批伪长文迅即夭折。

　　这时，钱学森的介入使“三不”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征得张震寰赞同，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这封信又转到了胡耀邦手里。

　　面对这位大科学家，胡耀邦似乎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他批示说，“三不”政策稳妥公正，“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不久后，陈祖甲参加一次中国科协会议，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陈祖甲亲眼目睹了科协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情况汇编”，与钱学森发生争执。钱情绪激动，称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

　　钱学森的意见没有得到科协的支持，但他很快主导了“情况汇编”类刊物的面世。1983年，《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出版创刊号，头条即钱学森的讲话：《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人体特异功能的更大范围是气功，“更广泛的还有中医”，特异功能随后与气功合流。陈祖甲至今保留着这本蓝色封面的杂志，泛黄的纸页显示着那一年力量对比发生的转变。

　　随着对批判“人体科学”的抑制，科学界支持“特异功能”乃至“气功”的学者也越发增多。前述“全国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来自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0余名代表参会，提交了147篇论文。

　　在特异功能支持者一方，钱学森不仅是意见领袖，也提供了实际的庇护。申振钰回忆说，她一位热衷特异功能的同事在评职称时受阻，钱学森专门给学校写信，这位同事很快评上了教授。

　　除此之外，钱学森在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即507所）先后作了百余次报告、发言，谈论人体科学等话题，该所很快成为人体科学研究的重镇，张宝胜等“大师”被正式调入，其特异功能甚至被认为可用于军事目的。

　　整个社会像无形的网

　　回头看，“三不”政策的片面执行，俨然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作为亲历的老记者，陈祖甲认为，各级媒体扎实执行了“不批判”，但“不宣传”的要求却因为各种原因未能执行到位。

　　老领导胡绩伟在1983年离任，新领导与其观点不同。至于部门层面，亲历张宝胜的表演，令陈当时的顶头上司改变了看法，严格执行起“不批判”的政策。

　　从1982年起，反对特异功能、伪气功的文章鲜见于主流媒体，为社会意识形态“守门”的媒体不仅失位，还随即成为伪科学的鼓吹者，特异功能与气功的合流也为此提供了方便。

　　1984年，《重庆工人报》发表长篇报道《神医·神话·现实》，正式推出“气功大师”严新。严新是“人体科学”领域以“气功”出山的第一人，对“气功大师”的宣传开始抬头。

　　此后六年间，仅是关于严新“神迹”的著作就有十几种之多。《光明日报》多次报道清华大学针对严新的研究，称其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分子结构”。

　　1987年是这段荒诞岁月里重要的一年。一位中央领导在接见相关代表时表示，“气功不是迷信，而是科学，这不是什么既不要反对也不要宣传的问题，而是要大力宣传，以便促进这项科学研究的深入，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这彻底颠覆了“三不”政策，伪科学宣传自此上了台面。那一年，中国人体科学学会首次召开会议，《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科技日报》《瞭望》杂志的记者一一出席；也在那一年，张香玉、张宏堡、田瑞生等气功大师纷纷“出山”，掀起了一股“气功热”；还是在那一年，江西省司法厅、公安厅和南昌市气功学会联合派人到监狱测试王林，王林随后出狱。

　　次年，“气功”节目登上了春晚。气功师张加陵表现了气球站人、意念推板和纸吊灯管等节目。后来有专业人士指出节目是剪接而成，主持人姜昆后来也承认，踩爆了好几只气球。

　　相较之下，受“不批判”政策限制，“山羊”们的身影越发黯淡——在主流媒体上失声，在出版界也步履艰难——领军人物于光远此时已调任社科院，其身份已不适宜再反对“人体科学”研究；当伪气功引发了民众的狂热后，反对者甚至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曾有两位《健康报》的新闻工作者与杜继文并肩作战，写作多份报告揭露严新骗局，无人理睬，最终放弃；由于受到威胁，一位著书反伪的医生晚上出门甚至要带菜刀。

　　眼见“绵羊”一方在各种经济资助下出版了海量书籍，杜继文也想出书回击，向社科院报告却未得到回复，最后只能找了相熟的出版社，以个人名义、用笔名出版。

　　“于光远问我怕不怕，他夫人听见了，在一旁埋怨，‘你看，我不让你干这些事儿，你偏要干’”，杜继文觉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四川、北京都有气功反对者遭袭的个案。

　　在杜继文的记忆中，虽然没有直接阻力不让出书批判，但整个社会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使批判类书籍很难面世，“最大的问题，就是清醒的文化人都不能讲话了”。

　　1988年，随着国际组织“对于声称异常现象科学调查委员会”来华访问，并通过测试令所有“超人”折戟，《科技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怀疑论者的文章，但这种声浪终究被年底出版的钱学森等著的《论人体科学》盖过了。

　　那一年，在507所所长陈信主持的向中央多个部门领导作的汇报表演上，张宝胜一败涂地，但目击者、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写作的《“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却直到1995年才刊登出来。这几乎是双方力量对比的一个缩影，“山羊”的喉咙被掐住了，7年后的曙光当时还无迹可寻。

　　“黄金时代”

　　90年代初，当王林在江西省体委办公室主任陪同下，进京接受中央“人体科学工作组”测试时，“人体科学”正迎来发展历程的最高峰，制造出海量信徒，为多年后伪科学屡次死灰复燃打下基础。

　　在反复研究上世纪最后的20年后，湖南城市学院副教授涂建华将之概括为一场“神秘主义运动”。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是个宗教不发达的国家，历史上就有神秘主义文化的传统，只是在五四运动、“文革”期间一度被压制；人们对终极关怀的需求也赋予神秘主义空间。

　　初成气候的“大师”们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他们的特异功能向实用领域推广：严新的气功能改变2000公里外的物质分子结构，张宝胜能用意念把药片从玻璃瓶内抖出来，张香玉能使用“宇宙语”与天外信息交流，沈昌能用意念把癌症“抓”掉，张小平能治百病，有的气功甚至能使农作物增产。严新首创的“带功学术报告”被实用的“大师”们广为效仿，大小“报告会”一时间遍地开花。

　　随着市场竞争愈趋激烈，不少“大师”还走上了组织化的道路，张宏堡将特异功能发展为“麒麟文化”，宣称麾下有弟子3000万——在涂建华看来，由于建立在相似的思想基础上，特异功能的邪教化几乎是一种必然。

　　“大师”们正享受着他们的“黄金时代”。申振钰总结的“四大天王”中，严新、张宏堡、张香玉从信徒们的腰包中攫取着难以想象的财富——张香玉14天的“万人授功”即可获利40万元，这也为她后来入狱埋下伏笔——走高层路线的张宝胜则把通往中央各要害部门的通行证揣在公文包中。“天王”之下，活跃在民间的“功法”不下千种，修习者多达数千万之众。

　　“黄金时代”也提供了最足量的荒诞：“医家秘传气功”的学员们聚坐在北京妙峰山，人人头顶一口铝锅；山西气功师宣称改造了90%以上的蚊子；严新甚至接手了两弹元勋、晚期癌症患者、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邓稼先的治疗，邓被折腾了一个月后逝世。

　　如果说，此前反对“人体科学”可能面临理论上的批判、舆论上的攻击，现在坚持做“山羊”，就要面对切实的人身威胁。

　　在张宏堡要求弟子在家中悬挂他的头像、顶礼膜拜后，北京、四川两位反对他的干部于1995年2月的同一天被袭击受伤。陈祖甲曾采访的一位科学杂志主编透露，当他拒绝一篇有关特异功能的论文时，连手下编辑都跑来施加压力，抱怨“你别弄死我们啊”。

　　于光远似乎并不惧怕这种压力，他把战火烧到了境外。1989年1月9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于光远谈话：《我坚决反对反科学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宣传》；2月，聂春荣针锋相对地写了篇《我坚决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

　　新生的“大师”，不变的客户

　　1994年3月，还没等到设想中的“气功大厦”成真，著名的“人体科学”支持者张震寰去世，仿佛预示着风潮落幕。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这位戎马一生、曾亲自参加气功辟谷的老人还在关心同志的病情，“托人寻找有擅长的气功师帮助调理，可是唯独不考虑他自己”。

　　在悼文中，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原解放军总参通信部政委管谦评价他“不唯书，不唯上，勇于实事求是，旗帜鲜明地支持人体特异现象的存在”。

　　这几如一曲挽歌。被压抑许久的反伪科学呼声已到了爆发的时候，时隔12年，“山羊”终于对“绵羊”发起了又一轮集中攻击。

　　1980年代后期起，中国科普研究所模仿“大师”，搞了多场揭露伪气功的报告会，常由郭正谊院士出面，与“大师”针锋相对。

　　更大的麻烦来自发展本身。“大师”们的事业发展依赖于利益驱动，这使他们频频撞上法律红线。张香玉、张小平先后因涉嫌诈骗落案。

　　1994年末，在院士联名上书中央后，《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中央委员会文件的形式下达，为攻击吹响号角。

　　“山羊”们迎来了痛击“绵羊”的关键一年。1995年2月，中国科学院112名院士联名签发“科普倡议书”，呼吁通过科普反对伪科学。主流媒体上终于又集中出现了对特异功能宣传的批判，雪藏7年的对张宝胜“走麦城”的揭露终获刊发，《工人日报》更是用头版消息加整个第五版的规模刊登了六位专家揭露严新骗局的文章。

　　成势已久的“大师”们并未立刻倒台，尽管在舆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山羊”仍面临威胁。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一文的何祚庥屡遭围攻、恐吓。

　　即使在“人体科学”热潮的尾声，“山羊”的路依旧曲折蜿蜒。1997年3月，在一封致人体科学工作组的函件中，公安部方面提醒说，“对前一阶段批判‘伪科学’的活动，似应给予全面正确的评价，不应全盘否定，应当看到其在揭露利用气功搞诈骗活动，倡导实事求是、严谨科学态度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涂建华认为，尽管无法看到工作组此前发给公安部的函件，但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工作组至此还“全盘否定”批判伪科学。

　　严新、张宏堡等先后前往美国，后者在2006年的一场车祸中丧生；沈昌和此前的张香玉一样，因经济犯罪入狱；张宝胜等则销声匿迹，再无声息。

　　“大师”远去，孕育他们的土壤却远未消失。在申振钰看来，上世纪末的“决战”并未伴随意识上的刷新，新世纪的十多年间，伪科学的浪潮依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生的“大师”玩的还是老一套——权贵的支持、学界的背书——只是更有钱了。

　　涂建华则分析起“大师”们不变的客户——官员、演艺界人士、商人——“他们为什么信‘大师’？因为恐惧。我们社会的偶然性特别多，仅仅凭自己努力不能获得成功，所以很多人把成果当作神助。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能存在不公平的竞争，因此只能寻求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