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患癌晚期，体征指标有手术禁忌，疼痛难忍求“速死”；残疾丈夫用助动车驮妻到江边沉江溺亡。近日，武汉市汉南区法院认定这名“助妻”死亡的老人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8月12日《武汉晨报》)。    

　　老人“助妻”死亡的行为，显然符合触犯故意杀人罪的考量范畴：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即为故意。所以，基于现存法律的角度，判处老人有期徒刑4年，无可厚非。

　　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不关注老人所承受的一切悲恸，不能不关注背后的法理冲突：之前无法分担妻子的痛苦自己已是深感愧疚；而将妻子推向死神的那一刻，自己的内心更是备受煎熬；而今，居然还犯了故意杀人罪。一时之间，不仅仅须承受妻子离去的悲痛，接受道德的审视，更须承担法律责任，凡此种种，对于常人来说都是难以承受之重，更何况一位七旬老人？而应妻子之意，助其死亡摆脱病魔的折磨，情理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实际上，类似的悲剧和法理冲突早已存在。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缺乏一个完美的方法来化解此番法理冲突，但确凿无疑的是：一者，亟须缓解乃至化解的办法。因为“病不起”的语境下，加上滚滚袭来的银发浪潮，此类法理冲突或将更加频繁。二者，若是法律发挥的功效怎么看都有使好人受罪的意味，无疑也折损法律公信，背离法律初衷。

　　故而，笔者建议，一方面，还应加强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提高医疗保障的水平，起码让不幸身患绝症的病人有活下去的动力。另一方面，更应加强有关“尊严死”、“安乐死”的法律构建，让“助人自杀”不再是“单方面行动”，而应遵循法律路径。

　　唯有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化的排解机制，助人自杀的悲剧才能够规避，背后的法律冲突也才能够化解。 □刘孙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