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储粮系统来说，不久前中央巡视组的高调进驻，具有不言而喻的现实针对性——短短半年时间里，这个系统内就曝出两单离奇的家丑。其一便是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林甸直属库一场离奇大火，其二便是中储粮河南分公司110人涉案的贪腐窝案。

　　唐代诗人曹邺诗云：“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官仓粮食储备的战略色彩，使得这一系统自古就具有了某种特殊地位乃至特权，再加上巨量流转和每一环节潜在的巨大利益，令公职硕鼠们趋之若鹜。《朱镕基讲话实录》就曾提到，“我到安徽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

　　在中储粮系统两个看似不相关的个案背后，我们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巨大管理漏洞。如，《中央储备粮仓储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储备粮不得露天储存，但林甸直属粮库内绝大多数储备粮都是露天直接堆放；且8月初国家安监总局披露的调查结论显示，“现场安全管理混乱，储位之间没有采取物理隔离，仅有的一辆消防车还处于无水无油状态”。再如，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系列案件中，充满类似令人匪夷所思的细节：在李长轩担任省分公司总经理的12年间，“总公司很少过问分公司人事、管理等情况，有时派人下来检查，也基本上被领着去几个管理比较好的粮库看看就走了”……从而使得这一系列案件中窝案串案居多，几乎全都是家族犯罪、关联犯罪的窝案串案。

　　我们常说，要把权力关进笼子，但如果制度的笼子过于稀疏，必然沦为“牛栏关猫”——笼子徒具观赏性，而硕鼠仍能暗度陈仓、上下其手。国家对战略储备粮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但为何这些制度到了一些地方，却没有换得最基本的敬畏、屡屡被硕鼠们的行径击穿底线？

　　沿着对这些“表象”的拷问逐步深入探究，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身份特殊的巨无霸企业内在的体制性悖论。诚然，这是一个“年轻”的央企。13岁的它尚显“稚嫩”。然而，这又是一个强势的央企。资产总额近2000亿元、人员近2万人且实行垂直管理，同为副部级的国家粮食局只是在业务上进行指导，而地方政府对其也没有日常监管的权力。它同时还是一个身份模棱两可的央企。“政策性企业”的表述，让它很容易同时兼得“政策”和“市场”的双重眷顾。如，2012年上半年中储粮盈利同比增长50%，业绩提升“主要来自粮食保管补贴费用的增加”。因此它注定又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央企。中储粮河南分公司的“转圈粮”游戏，便是钻了“托市粮”收购政策的空子，通过伪造收购凭证的虚假交易大肆骗取国家每吨166元的手续费和粮食差价补贴……

　　以上病征，在近年烟草系统、盐业系统曝光的腐败窝案中可以找到印证。官商一体、政企不分的所谓企业，自然难以克制利用行政性垄断权力的冲动，一手操政策之便，一手捞市场之利。而这类企业的“垂直管理”，一旦失去有效制衡和监管，便极易在某一层级形成权力梗塞和肿瘤，让本应促进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制度设计沦为“监守自盗”。因此，必须精准剥离此类企业的“政策性”和“企业性”，杜绝政企“雌雄同体”后遗症。比如，对于中储粮，不妨将其业务流程环节合理切分，由国家发改委、粮食局负责制定中央储备计划，由中储粮公司负责落实收粮、存粮，轮换粮销售必须交由其他企业负责，并健全中央和地方相关部门对其协同监督制约的格局；而对于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这类“企业”，则有必要检讨政企一体的必要性，从顶层设计上痛下决心和狠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