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犯罪，人们往往认为是那些图财害命、害人害社会或者为了获取不当利益而坑害他人权益的勾当。但事实并非如此，实现自己正当权益、也不危害他人的行为照样会构成犯罪。据报道，为了让儿子能在北京读上公立小学，山东籍的曹女士和丈夫李先生奔波三个月，在京借读证明仍然没办下来。眼看还有半个月小学就要开学了，焦急的曹女士想到了假章假证。8月9日，正在买假章的曹女士被警方当场抓获，后以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被刑事拘留，警方称将提请批捕。

　　应当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应犯法，但在不犯法儿子就没法上学的情况下，曹女士的做法虽然让人感到有点玩笑成分，但更让人感到的是母爱的关切，而不是应受惩罚的邪恶，也就无法让人发出正常的道义谴责。由于曹女士一家已经在京六七年甚至她的儿子都出生在北京，到了上学年龄却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正常上学，因而即便谴责的话，人的天然感情也是谴责这种关于其儿子上学的苛刻条件。

　　从报道看，曹女士夫妇好不容易办齐了“五证”却开不出借读证明，是因为“当地没有监护条件证明”是手写的，不是打印件。尽管回龙观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事后解释，手写证明加盖了乡镇政府公章的话也收，从而从报道上看不出不给出具借读证明是否因为手写证明的缘故。但让人禁不住疑问的是，“五证”之一的“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有必要吗？教育抚养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子女随父母生活学习也是天然的道理，难道说孩子的祖父母有监护能力的话，孩子就只能随祖父母生活而不能随父母生活了吗？要求办这种证明显然是无理的。

　　对非京籍子女教育权利的不合理限制当然不止于此。曹女士即将上初三的女儿就因为不能上公立学校的缘故，一年花一万多元钱上私立学校而且毕业后只能上职高。这使本就经济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不说，更因为女儿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上高中、读大学，致使其从人生的起点上就失去了机会，即使自己再努力也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去追求美好的中国梦。有了女儿的前车之鉴，曹女士想必也决不会再让儿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了。

　　尽管曹女士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但无可否认的是，她所做的不过是为让儿子享受正常的教育权利。为实现正常权利，却构成犯罪，问题也就超越了曹女士的做法是否正当的问题，不禁使人反思起把曹女士逼上犯罪道路的社会环境。邓小平同志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曾讲过，“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在这件事上自然让人想起此话，也就难免进而认识到，不是曹女士的个人恶性原因，而是妨害她儿子正常入学的不合理规定，才是真正的罪恶之源。要减少犯罪，特别是不让人同情犯罪而是正常地谴责犯罪，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合理规定。

　　不合理的制度规定固然需要改进，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各地都应当按照中央要求采取合理措施，切实保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权利。但另据报道，北京适龄学龄儿童的信息采集工作5月31日就已结束，小学招生工作6月中旬便已展开，目前也早已结束。这意味着，即使曹女士私买公章后顺利造假成功，能在8月份办好借读证明，她儿子今年也已失去读公立小学的机会。

　　这除了涉及应否对没按时报名的孩子提供救济渠道、以不因为一时耽误报名而耽误孩子一年甚至一辈子外，无疑让人想到了多年来一直建设的服务型政府问题。毕竟，为人民服务并不是喊在嘴上的，而是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有切实表现和合理周到的方法。曹女士夫妇整日为生活挣扎，怎么会知道何时办理孩子上学的事？如果街道办事处和其他有关服务部门，能够走出衙门，主动走到他们中间特别是能够上门了解他们的疾苦，主动告诉他们何时及如何办理有关手续，还会发生曹女士为儿子上学而触犯法律的事吗？最起码不会在明知犯法无用的情况下再犯法吧？在此角度上，不能不说曹女士之所以走上犯法之路，与政府服务缺位有关。

　　为吸取本是好人的曹女士的犯法教训，防止更多的好人走上犯法之路，不能不进行多方面的反思，更要妥善解决各种不合理问题。(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