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生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最近出版，受到上海读者热捧。朱镕基于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在上海工作，先后担任市委副书记、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重要职务。朱镕基以开放的思想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带领上海走出了最困难的时期，也在上海政坛和普通市民中间留下了良好的口碑。今天，这部记载他在上海工作期间讲话的记录公开出版，使我们有机会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简政放权，让企业活起来

　　朱镕基来到上海时，摆在他面前的状况是：财政收入正在滑坡，城市基础建设落后，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市民精神面貌低落。与此同时，上海每年必须将80%的财政收入上缴中央。这笔资金占全国所有地方政府每年上缴中央财政资金的四分之一。上海为全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自身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却出现了严重欠账。

　　1988年2月6日，朱镕基正式到上海工作。当天早晨，他坐火车到上海，下午就到市财政局听汇报。当时他还只是候任市长，但已感到局面严峻。为此，他向中央提出上海实行财政包干，得到同意。中央给上海的政策是有限的，朱镕基做得更多的是盘活上海地方上的存量，一方面要求企业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另一方面运用经济杠杆来刺激企业提高生产积极性。

　　但是，由于长期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上海的厂长经理大多缺乏市场意识，只知等待上级安排任务，有困难也惯于向上级寻求帮助，缺乏改革的内生动力。朱镕基常对此提出批评，要求上海的干部向广东学习，要求企业领导树立市场意识。这年2月27日，朱镕基在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上指出上海要克服三种情绪：满足、埋怨、保守。他认为，上海最重要的是转变思想观念，企业家必须了解国内外经济、科技发展和市场变化的动态，善于适应环境，做出切合实际的经营决策。

　　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瓦解，这给上海这座曾经的计划经济“模范城市”带来了很大压力。从朱镕基在上海的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反对政府对企业大包大揽，大力主张向企业放权，让企业放开经营。

　　朱镕基这种思路是具有前瞻性的。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政府少管一点，经济就能活起来，政府管得多了，经济活力就会受到遏制。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简政放权，以释放市场活力，朱镕基所说的话和所做的努力仍能给我们丰富的启发。

　　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对国际资本和企业家的吸引力很大，但过于复杂的行政审批却使外企在中国的投资进展缓慢。朱镕基到上海后，了解到外商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最后成功，要在上海各政府部门之间盖126个图章，他十分气愤，在一篇反映该情况的调查报告上批道：“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

　　在朱镕基推动下，经过不到半年的筹备，上海建立起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抽调各委办的人员集中办公，将126个图章归并为“一个图章”，极大提高了审批效率。这件事的运作过程表现了雷厉风行的“朱镕基风格”，在当时引起了境外媒体的轰动，对上海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今天，这样的改革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目前，上海在引进外资方面提出了新的设想，国务院已原则批准了上海建立自贸区的规划，并准备在自贸区内推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以进一步降低内外资企业投资门槛，扩大投资领域，但这与现行关于外资进入的十几项法律产生抵触。国务院日前召开的常务会议已作出决定，拟请全国人大作出决定，在上海自贸区内暂停有关法律的执行。相比朱镕基时期，上海的改革环境已经好了许多，但朱镕基在推行“一个图章”制度上的努力，今天仍然值得学习。改革就是要打破原有的条条框框，给资本的进入提供宽松环境。

　　朱镕基在工作中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发展经济，仅依靠财政是不够的。1989年12月2日，朱镕基在上海金融工作座谈会上阐述了自己的思考成果，他说：“要把企业搞活，首先要把金融搞活，金融搞活了，可以促进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生产能力、生存能力的提高。”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引进外资银行、设立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在他的亲自推动下，外资银行进入上海有了突破性进展，为上海吸引外资提供了便利。今天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已占有重要地位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是在朱镕基在上海时建立起来的。

　　20多年后的今天，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已初具规模，这一切与朱镕基当年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分不开。

　　推进浦东开发，大胆创新

　　朱镕基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最振奋人心的大事是党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在整个上世纪80年代，由于未能成为经济特区，上海在改革开放中“步子迈得不大”，这是邓小平1992年春节在上海期间承认的一个“大失误”。进入1990年代，党中央果断将浦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这对上海日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说到浦东开发开放，现在一般是以时任总理李鹏1990年4月在上海宣布中央这一决策为标志，其实，时任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和他的前任汪道涵、江泽民等老市领导早已开始了准备工作。朱镕基到上海时，浦东地区仍是“一张白纸”。当时，朱镕基针对浦西地区严重的交通拥挤和住房紧张，提出了要将浦西的工厂和市民迁到浦东的设想，而上海市民普遍对迁居浦东不感兴趣。朱镕基通过调研，感到关键在于浦东基础设施太差，市民生活不方便，对企业也缺乏吸引力。因此，朱镕基作出决策，政府投资与引进外资双管齐下，建设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和延安东路隧道，同时在浦西建设环城高架，让浦西与浦东融为一体。浦东开发开放，之所以能成为中央的决策并迅速展开，正是在上海做好前期准备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结果。

　　为解决上海市民抱怨已久的住房问题，朱镕基也进行了大胆创新。当时，上海为加快解决市民住房矛盾，设计了一套全新的制度，一是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成为后来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先行尝试，二是向分配到房屋的市民发行低息的住房建设债券和煤气债券。由于当时住房由国家分配，这项改革面临一定阻力。经过与普通市民广泛接触，朱镕基坚信改革能得到市民理解和拥护，因为它可加快改善市民居住质量。事实证明，这个开创性的模式受到了市民拥护，当时的住宅建设，因为有市民参与而加快了进度，越来越多的市民告别了拥挤的旧居，住进新房，用上了煤气和抽水马桶。

　　严以待官，体恤民瘼

　　朱镕基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市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对一些看不惯的事毫不留情地给予批评，上海的干部对此尤为畏惧。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我们看到，他在多个场合反复批评官场和企业中存在的吃喝风，并给自己和下属规定了到基层检查工作“一菜一汤”的纪律。朱镕基将建立“廉洁政府”和建立“高效政府”结合在一起，反复告诫干部要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

　　说到朱镕基的脾气，虽然外界传说很多，朱镕基自己却不认为这是一个优点。《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收录了好几篇他这方面的自我检讨。虽然朱镕基对身边的干部批评严厉，但正是在这种“逼迫”下，很多工作才迅速走出困难局面。以其严厉作风，朱镕基在上海带出了一批好干部。在这本书中，收有多幅朱镕基与当时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倪天增一起视察工作的图片。倪天增是受他批评较多的一位副市长，这与当时上海在城市建设上多年欠下的旧账有直接关系，那些批评更多源于朱镕基内心的焦虑。1992年6月，年仅54岁的倪天增突发急病逝世，已到中央工作的朱镕基闻讯十分哀痛，他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泪流满面，反复自责对其批评太严厉。

　　今天，我们回头重温朱镕基关于建设“廉洁政府”的说法，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并仍富现实针对性。相比于20年前，如今民众更期盼能出现像朱镕基这样嫉恶如仇的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清廉立世，更能以对干部队伍的严格要求来重塑官场新风。

　　思想解放，深化改革实践

　　1991年4月，朱镕基离开上海到中央工作。其时，改革开放正处于停滞时期，“姓资姓社”的争论使广大干部群众畏首畏尾。朱镕基即将离开上海时，以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主导了一场推动思想解放、推动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运动。1991年春节期间，正在上海的邓小平同志听取朱镕基等上海领导同志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时，针对当时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发表了强调深化改革的讲话，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还要讲几十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解放日报》以“皇甫平”为署名连发四篇评论，呼吁进一步改革开放，并对“姓资姓社”论提出了大胆质疑。

　　这几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朱镕基表态坚决支持皇甫平。当年3月13日、3月15日，他在会见外宾和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我不认为，只有搞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而利用市场机制就是资本主义。……改革的方向已确定，改革的步伐不会停。”

　　在上海的工作实践，使朱镕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在先后担任副总理、总理期间，主持了多项全局性改革，如分税制、金融市场整顿、国有企业改革、住房制度改革、证券市场发展等。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工作实践对他推动这些改革所起的作用。今天，上海已成为一个高度繁荣的国际大都市，这当中离不开当初朱镕基为上海的发展打开的思路、打下的基础。正像现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8月14日在《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出版座谈会上所说：“如果没有老领导们一届接着一届干，为各项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就不可能有上海今天的发展。”

　　朱镕基在上海工作不到4年，给上海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如今，上海虽然登上了新的高度，但面临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特别是经济转型后，上海面临与兄弟省市一样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只能依靠进一步改革创新。

　　中央已经提出，要求上海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科学发展的先行者。在这样一个节点上，重温老市长、老书记当年在上海的讲话，有利于上海激发出锐意改革、突破陈规陋习、大胆创新的勇气和智慧，克服困难，实现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