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

　　近日媒体披露，关于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初现端倪。在已见诸报端的政策设计中，内容较为具体的，是由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拟定的方案。该方案建议从2015年起实施有步骤的延迟退休计划，2030年之前完成男、女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的目标。

　　对上述方案中“国民基础养老金＋个人储蓄养老金”的“二元制”设计，我基本表示赞同。但仔细研读后，感觉到该方案在进行精算时，有一些影响因素可能未涉及，方案中提出的养老金支出规模可能还有调整空间。

　　理论上说，社会保障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相互之间有密切联系。如果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其他子系统都会受到影响。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都是向有需要的社会成员提供现金收入的社会保障制度，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养老保险制度采取了“全覆盖”的普遍享有模式，以往依靠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维持生活的社会救助对象进入老年阶段时，也就都有了养老金。一般来说，因社会保险的标准（保障基本生活水准）总会高于社会救助的标准（保障最低生活水准），因此上述社会救助对象应不再享受低保或五保待遇。从经费支出角度看，社会救助需要的资金将明显减少，会被“节省”下来。

　　于是，我们不妨也来算一算账：

　　其一，当一项“打破身份界限、全覆盖的国民基础养老金制度”普遍建立时，因为这一制度将向“全体年满60岁（或65岁）的中国城乡居民（含职工）支付国民基础养老金”，所以，用于保障有需要的老年人最低生活的社会救助制度的支出规模应该也会发生变化。

　　按民政部提供的统计数据，在城市低保对象中，老年人约占30%。根据“清华方案”的口径，也以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说事，当年城市低保支出为525亿元，如果假设用于老年低保对象的资金也为30%的话，应为157亿元；但事实上，这笔资金可能更多，假设是40%，即为210亿元。农村老年低保对象数量没有找到具体的统计数字，假设是30%，当年农村低保支出为445亿元，则用于农村老年低保对象的资金为134亿元；若假设40%，则为178亿元。

　　另外，还有农村五保支出，2010年是98亿元。若按“清华方案”提出的“国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因养老金标准基本上高于或等于当地的低保标准和五保标准，所以以上三笔财政支出大体上会节省下来，规模当在389～486亿元。占“清华方案”中提出的“60岁开始支付养老金”资金规模6107.5亿元的6.4%～8.0%。

　　其二，如果将领取养老金年龄提高到65岁，估计在60-65岁之间的失业者会大增。按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10年60-65岁人口约为5867万人，如果其中20%需要社会救助，就是1173万人。假设其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各占一半人数，即均为587万人。按2010年的低保标准，城市为251元/月，即3012元/年；农村为117元/月，即1404元/年。以此计算，估计城市低保就要多支出177亿元，农村低保要多支出82亿元，共计259亿元。

　　我们还应注意到，低保标准近年来提升得很快。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2011年为288元，2012年为330元；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2011年为143元，2012年为172元。提升幅度在15%～20%。从总的资金规模看，各级财政支出的城市低保资金，2010年为525亿元，2011年为660亿元，2012年为674亿元；各级财政支出的农村低保资金，2010年为445亿元，2011年为668亿元，2012年为718亿元；各级财政支出的农村五保供养资金，2010年为98亿元，2011年为122亿元，2012年为145亿元。其中，2011年的支出增长幅度较大，在20%以上，其中农村低保则增长了50%。

　　以上数据说明，因为低保标准提高和低保资金规模扩大，无论从因“全覆盖”而节约的社会救助经费看，还是从救助60-65岁失业者需增加的社会救助经费看，“国民基础养老金”资金的支出规模都还有更大的调整空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