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晚，成都市一环路北四段发生一起持刀行凶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在公交车上捅伤多人后，又一路跑一路挥舞着20厘米长的匕首，造成15人受伤，其中4人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死亡。警方开枪击伤并制服疑犯。据警方调查，李某某曾因经济问题与家人不和，25日中午到成都并于当晚作案行凶。（《新京报》8月27日）

　　又一起公交车上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事件，让人愤怒和胆寒！从今年6月7日厦门公交车爆炸案，到8月19日河南安阳公交车持刀行凶案，再到8月25日成都公交车上的血案，短短两个多月内，在公交车上发生三起恶性事件。安阳凶案后，“当地人提及公交车一度人人自危”。类似案件在各地接二连三发生，安阳之外的人又怎能泰然自若？

　　近年来，某一类事故或犯罪在一段时间内似乎具有“传染性”。2009年6月成都公交车自燃导致24人遇难后，国内几个城市相继发生公交车燃烧事故；2010年3月，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实验小学门口发生惨案，各地随后发生了多起校园门口凶杀案；2011年11月甘肃正宁县发生校车交通事故后，各地校车安全事件频频发生……这种“传染性”的存在，让民众在某一个时段往往产生集中性焦虑。

　　其实，所谓“传染性”，一种情况是随着信息发布的及时、透明，甚至是个别媒体对犯罪细节的不负责任披露，为潜藏的个体戾气提供了效仿可能；另一种情况是舆论监督集中聚焦某种社会问题，增加了类似事件连续曝光的可能。但无论是哪种情形导致某种状况被置于舆论聚光灯下，都促进了相关问题被纳入政策框架内予以纾解或遏制。

　　譬如，当年公交车自燃事故频发，促进了公交车逃生门、逃生窗、安全锤等安全硬件设施的配备和完善；多起校园凶杀案后，有关部门出台了中国版“校园安全计划”，中小学配备保安、上下学时间校园门口警察巡逻成了制度常规；“夺命校车”促进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出台，以及各地校车配备、更换的加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硬件安全条件的补充和制度性修缮，终结了同类事故的继续发生。

　　现在，又靠什么来终结公交车上的戾气和凶残呢？公交车上的安全，属于公共安全的范畴。但是，街头有巡警，广场有保安，同属公共安全空间，公交车上却少有相应的安保措施，一旦发生恶性行凶案件，多靠乘客和司机这种群众性的自我抵御，赤手空拳的群众又怎能抵挡歹徒手中的利器？

　　鉴于公交车上行凶案频发，有必要在政策观念上将公共交通工具纳入警方的公共安保范畴。在某些特定时段，北京、南京等城市，就都曾出现过警察上公交实施安保的措施。2008年昆明公交发生爆炸案后，南京民警或佩带枪支上车，或便衣假扮乘客以保护公交安全。当前，需要按照公安部严打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要求，开展公交车等公共场所刑事犯罪的专项打击行动，并将不定期的便衣乘车安保，确定为警方的制度常规，以震慑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