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性侵村民留守妻子：村里一半都是我的娃

　　“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在三门峡市西南方，距离市区9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里，村支书张大万（化名）笑嘻嘻地对市里来的驻村工作队员说。本村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的留守妻子竟然成为张支书的猎艳对象。

　　但农民们对村干部普遍和最大的愤怒，并非来自男女作风甚至性侵方面。他们最在意的，是自己和集体的财产受到了村干部的不法侵占。

　　农民最在乎钱财被侵占

　　2011年初河南省纪委一项调研显示，2008年以来本省群众赴京或到省信访案例中，涉及农村问题的占73.2%；在涉及农村问题的信访举报问题中，因涉财问题引发的占88.7%。

　　当年4月1日起，河南省纪委在全省开展对农村涉财信访举报的专项治理活动，“惩治农民身边的腐败”。在这项为期半年的行动中，共有845名村干部和党员受到党政纪处分，10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金额7017.2万元。

　　以845名受到党政纪处分的村干部和党员来计算，平均每人涉案金额只有8.3万元。这既说明了村干部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村官级的腐败一般涉案金额不多，这跟村官职务低微，以及河南贫困农村多、资源相对较少有关。

　　河南三门峡市检察院的一项调查显示：村支书、村主任占到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总数的46%。其中92%的村官腐败案件发生在土地转让、资金管理环节。涉案村官们总有办法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虽然全村老少都想要点好运气，但似乎这些村官的运气比大部分人的都要好。

　　当高速铁路修到三门峡渑池县洪阳镇时，村支书王某便伙同他人虚报冒领高速铁路占地补偿款及其他款项10多万元。与洪阳遥遥相望的英豪镇村民组长董某，也利用职权挪用村组征地补偿款以及赔青款合计83万余元。看来不是职务，而是机会，才是决定村官们捞钱多少的重要因素。该县的一位村主任刘某，相继贪污、挪用和侵占村里的征地款、土地补偿款，共计上百万元，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而三门峡陕县张汴乡刘寺村会计赵开让，利用负责该村退耕还林专项补贴款的领取和兑付工作的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记账的方法，连续5年贪污48.29亩土地的退耕还林粮食补贴款、劳务费补贴等共计47912.7元。

　　2011年4月9日，河南新野县上港乡政府被200多名农民包围了，他们高喊：“我们要土地！我们要吃饭！”他们所在村组的组长、会计将集体土地擅自转让给了别人做宅基地，收取的费用不知去向。因为这件事闹得很大，组长、会计在当天夜里将部分涉案钱款突击分给本组群众，有些人闭口了。但县纪委在调查中，不仅证实该村组干部侵吞转让款确有其事，而且发现了该村村支书、村主任、副支书、村委副主任、村文书5人也涉嫌非法将集体土地转让给私人作宅基地，获取转让款53.42万元的事实，其中3人被依法拘留。

　　腐败原因，另一种视角

　　义马是三门峡全市经济最发达的县级市，该市纪委在今年7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剖析村官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一是“基层干部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二是村官搞家长制，独断专行，“只要他不想让人监督，是无人敢监督的。农村监委会、基层群众的监督形同虚设、苍白无力”；三是“财务管理制度极不规范，村会计科目随意设置，记账方法不统一，账账不符、账款不符、有账无证、有证无账现象较为普遍”。

　　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党政部门及专家学者对村官腐败成因的看法，但也有不同的声音。

　　“村干部侵犯群众利益的后果不严重，群众也不会上访，这个上面也知道。”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李昌平说，“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责任不在基层。上级要求乡村干部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解决问题，这是一种‘懒政’。结果就是：城里的所有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乡下的所有坏事都是基层干部干的。”

　　村官的腐败往往从贿选开始。记者在豫西农村采访了解到，在基层民主选举中，贿选是一个普遍问题，区别只是贿赂的数额大小，东西多少。在小村、穷村，候选人给年满18岁的村民每人发几包方便面或两盒散花烟，或请选民去街上吃顿饭就行了；在大村、富村，有的给选民送2000、5000元钱，还有送羊毛衫的。

　　农民对村干部的看法是：“什么干部不干部，谁干都一个球样。他干几年下台了，跟咱没关系。”农民看重的是即时性实惠，谁给实惠就投票给谁。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手里的这一票有多神圣，也许就值两盒烟、两包方便面或几百元钱。此外，家族、血缘因素也影响选举。有的村里，一个大家族几十口人，把票集中到一起，投给一位愿意“出血”的候选人。有些在外打工的人不想回来投票，候选人就雇一辆面包车，把在市区打工的本村人都拉上，选举完后，再把他们送回来。

　　农村的优秀人才很少，年轻、有文化的人都外出打工了，还留在村子的也往往清高，不愿同流合污，有思想没钱，老百姓也不选他：“他没钱，不给我东西。”

　　“近两年，政府把富人弄回村当村干部的很多。乡政府动员我们回去竞选，富人的得票率也高。”陕县王家后乡刘家山村支书刘铁刚说。6年前，刘铁刚是这个村的副支书，同时在外面搞实业。当时的支书年纪大了，乡里动员刘铁刚回村当支书。“书记鼓动了我两个月，我一再说，我在外面做实业，没有精力顾这一块。书记说你再不接村里就乱套了。实际上，刚接支书时，我还把实业也放弃了。”

　　在李昌平看来，好人不会主动当村干部，因为当村干部动不动就得违法。上级要求他们什么事都要干，却又没有合法的收入来源。记者也了解到，在陕县，村支书的补助是一个月500来元，村主任只有三四百元。“坏人去选村干部，是因为他有了权，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他要不干坏事，付出的成本怎样收回来？最关键的是，现在的所谓‘民主选举’，是出自西方话语体系，它用竞争的方式将中国乡村几千年来的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给撕裂了。你要当村干部，一定与黑恶势力结合，因为黑恶势力才有执行力，你当村干部不与黑恶势力结合能搞得了吗？但老百姓就更苦了。”正因为如此，“扯什么‘行使权利监督村干部’都是没用的”。

　　曾经长期在河南开封市、兰考县挂职的中国农大副教授何慧丽也说：“人心是乡村社会结构的反映，乡村社会结构歪曲了，村干部不出这些事，也会出其他事。现在大家随便说说的农村基层民主，不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民主，这个‘民主’是泊来的词，泊来的标准，泊来的目的，怪不得与农民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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