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研究休闲经济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琪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欧一些国家，人们工作四天休息三天。依据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哪怕经济增速低一点儿，如果每年能增长6%，到2030年，我国就可实行工作四天休息三天。王琪延教授此言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

　　这种反响可能让人诧异，2030年会如何，还有近20年的时光，人人都不妨有憧憬可以谈理想，王教授四天工作制的设想偏偏遭遇不满，网民的反感究竟缘于何处？王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说：“和国外不一样。中国把休闲和懒惰、败家联系在一起。过去的传统文化提倡勤劳、艰苦奋斗，这些价值观念没有错。但如果过分的节俭，过分的所谓勤劳就是过劳”，他认为“过劳可耻”，因为“过劳的后果是不尊重人的价值”。

　　说到观念问题，“克勤克俭”当然是中国人的传统，而与勤俭相对，则是“逸豫”，人们相信，“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从而对“逸豫”充满了警惕。但如果把勤劳固化为中国人一成不变的标签则未免胶柱鼓瑟。传统中国并不缺乏休闲产业，当代社会，“黄金周”里各景区的人满为患更是中国人渴望休闲的象征。事实证明，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天生就爱胼手胝足至死方休的物种，他们的勤劳可能更多地出于一种无奈，如果生存环境过于艰辛，以致人不勤劳则往往无法得食，他们又如何去领略休闲的趣味？

　　“过劳可耻”，在人的价值得到凸显的今天，这当然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判断。但在这个判断的背后，却是过劳现象的普遍存在，并常常会有可怕的后果。仅今年夏天，媒体就披露了多起年轻员工因连续加班而猝死的事件，其中一位白领更在生前就预言自己会“累死”。相信这些不幸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年轻人绝不会为过劳而感到光荣，但仅此又能如何？又怎么去避免悲剧之发生？不言而喻，仅仅让劳动者为过劳感到耻辱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过劳是否可耻理应是社会面对的共同课题。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树立过劳可耻的观念，过劳死现象还时有发生，劳动者的一些为现有制度所规定的休闲权还未得到根本保障，美妙的“四天工作制”设想遭遇嘲讽和质疑又有什么奇怪呢？

　　尽管如此，但有一点需要肯定，劳动者所得到的休闲时间和机会总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逐步增长。王教授提到了“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这自然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但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部分劳动者“8小时工作制”、“带薪休假”的基本权利仍然无法保障的事实似乎又说明，在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之外，不能忽视其他一些影响劳动者休闲权落实的因素。

　　诚然，任何时候都需要致力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而且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落实公众的休闲权往往就是发展经济的妙着，因为大量深谙休闲文化趣味的休闲人群的存在，将有力地促进经济的转型，使休闲产业和休闲经济突飞猛进，而工作压力得到有效调节、身心愉悦的劳动者更是雇主和社会的福音。与此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当下国民财富的积累已经奠定了人们可以享受基本休闲而不必担心温饱的基础，有了这种基础，就政府部门而言，为了使法律等制度所规定的劳动者的休闲权不被虚化，应该说大有可为，简而言之，就是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并从多个层面扭转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

　　2030年中国人要工作多少天？人们尽可各有愿景。但只要所有人都付出真诚的努力，社会进步的大势不被逆转，就可以相信，未来的中国人会生活得比现在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