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9月7日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玲玲(化名)依然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据《成都商报》报道，成都女孩玲玲考上大学本科，父亲虽然有钱供她读书，但认为“上大学无用”而拒绝提供学费和生活费。玲玲父亲反对女儿读大学的理由，一是认为这是一个“肯定会失败的投资”——如果高中一毕业就打工，四年至少赚8万，加上已开支的大学费用就是16万，这16万可以首付买房子，或开店做生意都能赚钱；二是不想让女儿受伤——如果女儿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她肯定也会觉得很痛苦郁闷，他不想让女儿“绕了一大圈后又回到原点”。

　　同样作为一个即将报到的大学新生的父亲，我希望玲玲能够如愿进入她心仪已久的大学校园。我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于孩子而言，这是她愿意做的事情；其二，我固执地认为，大学仍旧是一个截至目前看来最适宜于学习的场所，换言之，尽管学习是一件伴随终身的事情，但大学期间的学习无疑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训练、经验或记忆；其三，尽管我从来不迷信所谓“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如果没有知识，或许我们将蒙昧得连命运是什么都无从得知。然而尽管我可以持有这样一些简单的理由，但并不试图以此来说服玲玲的父亲放弃他的“道理”。

　　实用或现实主义作为读书的一种定位或目标，实在也谈不上大错。而这即是玲玲父亲全部的道理所在。在玲玲与其父亲的这场争执中，或许最终仍是一个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局面，但我仍旧希望玲玲能够如愿。她应当有选择的权利，而且国家教育应当准备相应的机制，以保障玲玲们的入学权利。如果能够这样，那么此事无疑有了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无论结果如何，我们仍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是：不读大学等同于“读书无用”吗？在玲玲事件中，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据：一万多名网友在参与大成网专题调查投票时， “71%网友赞成不读”。

　　一方面，不读大学显然不能等同于“读书无用”，毕竟玲玲已完成高中学业。这是需要提请舆论厘清的。而在另一方面，我之所以一直对所谓的网络民调保持本能的警惕，正是因为一些调查本身的似是而非，结论的模棱两可。在玲玲上大学这件事上，真的有逾七成网民站在玲玲的父亲一边吗？当我点开大成网的调查，发现该调查仅提供了三种选择：一，赞同，上大学不是唯一出路；二，不赞同，多读书受益无穷；三，在哪里都可以学习，看自己。但我想知道的是，其中“上大学不是唯一出路”是对上大学的反对吗？而“在哪里都可以学习”又可作为对在大学学习的不同意见吗？然而相关报道径自将此两条目的投票，视为对玲玲不读大学的支持。这无疑是一个充满误导以及让人遗憾的结果。

　　我们今天的大学不论是体制还是教育本身，的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总觉得，可怕的不是玲玲父亲对“读书无用论”充满执拗的认识，而是某种舆情不明所以的推波助澜。在谈到“读书无用”的问题时，有人同样引用另一个来自 《中国青年报》2012年6月有上万人参与的调查，结果显示，有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但这是可以拿来作为“读书无用论”的证据吗？事实上，论者往往会主动地忽略那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比如在中青报的调查中，尽管34.7%的人后悔上大学，但是当问到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时，其中60.1%的人都表示仍然会选择上大学。

　　玲玲们或许不一定非得上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无用”。如果说承认现行大学教育存在许多有待改良的情形，仍不失为对大学教育的一种期待，那么警惕“读书无用论”的大行其道，则是因为它根本是一种反智主义的动向。无疑，这种反智情绪，不应当得到散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