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上大学而弃读这年头已算不上吸引眼球的新闻了。每年秋季开学，总有些二三本院校的新生没有报到。但近日，成都女孩玲玲考上大学遭父亲反对的新闻还是引人关注。玲爹算了笔账，上大学每年至少花2万元，4年8万元，若打工，每年可挣2万元，4年同样8万元。一来一去16万元。有这笔钱，买房、做生意，干啥不好？总之，上大学亏本亏大了！

　　这可说是最新版的“读书无用论”。有意思的是，媒体就此做的网络民调，居然有七成多网友支持玲爹，认为学知识不一定在大学，社会同样是座大学校。当然，也有持异见者，以亲身经历，痛说此生没能读大学的遗憾与不甘，甚至愿资助玲玲上大学。这真是，大学“围城”内外，好不热闹。

　　咱中华民族素有崇学敬书的传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甚至写过字的纸都不可乱丢弃，那叫“敬惜字纸”。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便珍藏着大量“习字纸”。在民间，一说“书香人家”，立马就多了几分敬意。当然，崇尚读书，内在动因还在于绵延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同时，以往读书只是少数人的“特权”，稀缺则贵。即便是前些年，上大学也绝对是“改变命运”的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打破头也得挤过去，岂有“弃读”之说？

　　其实，大学由象牙塔顶走向大众，读大学由特权变成每个人的普适权利，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至于上还是弃，也是个体的自由选择，犯不着大惊小怪。而玲爹“上大学亏本”的算式，作为一名仅有小学文化的农民，靠勤劳双手在城市打拼经年，过上殷实的小日子，也印证着人生的“上升”路径并非只有读大学一条道。更何况，近年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以及大学生薪酬不如农民工的现象，确乎也佐证着玲爹实用哲学的不谬。

　　说到底，对于上大学，正反两方观点的支撑都没跳出“实用至上”的窠臼。而把上大学视作“敲门砖”和改变境遇的工具，也是一种低层次追求。上大学是否意味着将来拿高薪、赚大钱？能否做公务员、进官场？至少，能否有个好工作？果真行，OK，上；不行，还要花大本钱，那得掂量掂量。而作为高等教育，其实更多的应关乎人的文化修养、价值观等精神需求。在不少国家，读大学与“实用”其实关联并不紧密，正如欧美等国，的士司机可能是生物学博士，水暖工也会是人类学博士一样。

　　问题在于，上大学是玲玲的理想，也是她的权利。这又怎么办？难道就因父亲的反对就不得不放弃？一名农民父亲的固执，其实也揭开了现实的一个大问题：作为成人的大学生，上大学的花费是否一定要完全依赖父母？为何我们不能给玲玲们提供更多更顺畅的求学途径，让其自食其力读大学？进而需追问的是，何时我们对读大学，能够彻底摆脱纯功利、实用主义的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