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名为“湖北钟祥：村民向排污企业索赔，却因敲诈勒索被刑拘”的报道引起关注。此案的辩护律师曾祥斌表示：“如果这都算敲诈勒索构成犯罪的话，以后谁还敢环保维权？”曾祥斌还在辩护词中写道：村民通过法律手段维权是法律所倡导的，诉讼、上访、举报、私下调解，都是当事人可以选择的手段，这些环保维权，从过程到结果，都不应该被扣以敲诈勒索的帽子。  

　　一位长期从事法制报道的新闻界人士表示，在他经手的大量报道中，除将合理索赔以敲诈勒索定罪外，还有两项罪名也常常被用来打击报复举报人，一项是将正常上访定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另一项是将合同纠纷定为合同诈骗罪。

　　现实中所谓上访，往往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和检举揭发等，二是维权。反映问题与维权其实有很大区别，前者是公民行使自己的监督和建议权，后者则是一种权益自保。严格讲，如果有一套高效公正的司法系统，维权纠纷都能通过司法途径很好地解决，靠上访维权之所以存在，说明现实中的纠纷解决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

　　上访维权案件的主体往往都是底层民众。一方面他们存在法律意识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在维权博弈中力量确实很单薄，手段很有限。被侵害后往往很难得到伸张和补偿，所以上访维权不少情况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根据人之常情，一个可能蒙受了冤屈和不公待遇的人，在维护权益中有些激动也是正常的，只要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对他们的言行应尽量宽容。对运用法律手段者，则应慎用强制措施，更应慎用刑事手段。

　　但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对一些维权人员，还存在滥用刑事手段的案例。有专家在分析原因时也表示，公检法三机关都由地方管，造成了司法地方化，这种“集权”，使得避免借司法途径打击报复举报人存在困难。

　　对这种地方化滥用刑事手段打击维权者和举报人的现象，从法律技术层面去求解和争论，比如如何区分罪与非罪，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等等，意义其实并不大，因为法律规定得非常明确，关键在执行者是否依法办事。所以，要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还是要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