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宝

　　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最让公众热议的，是教师节改期的话题。草案拟将9月10的教师节，改为9月28日——据说是孔子诞辰日。之所以改到这一天，是想提高教师节的文化内涵。

　　1985年1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关于教师节的决定》，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之所以定在这一天，主要是考虑到学校开学伊始，可以这样的文化符号，强化尊师重教的意识，为新学期带来新的气象。一晃29年过去了，这个节日渐渐固化为一种习惯了。这时候再提议改期，到底有多大的意义呢？

　　首先，9月28日是不是孔子的诞辰，这在学术界还有争议。将一个有争议的日子，定为教师节，有可能存在“摆乌龙”的风险。其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孔孟并称，为什么不能以孟子诞辰日为教师节呢，更何况尊师并不等同于尊孔。再次，以改期来提高教师节的文化内涵，可能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教师节的目的，是为提高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意识，教师节不过是设置了一个议题而已。是否尊师重教，还在于国家的制度设计和风气教化。再者，如果改期，为什么就不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下的10月5日这一世界教师节呢？在与世界接轨的今天，在教师并非一个独特职业的语境里，单独定一个教师节意义有限。

　　所以，在我看来，教师节改期与尊师重教并不搭界。如果追溯设立教师节的初衷，会有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教师节设立近30年，教师的社会形象，在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下，反见弱化。社会赋予教师的责任和道德教化功能，大有衰减之势。不少人甚至认为教师节有异化为“收礼节”的嫌疑。教师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尊重教师对年轻一代来说，更带有功利性臣服的味道。这样的结果不能归咎于教师节没能发挥作用，同样，改期也无法扭转这一现状。

　　真正有意义的是，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改善教育理念，提高教师的社会待遇，提高师德的水准，从而强化全社会自觉地尊师意识和重教风气。重教的责任，在于政府。教育产业化的大潮将教育的负担转嫁给每个家庭，而政府的教育投入迟迟不能达标，何以体现重教？在教师地位与公务员相差甚远的情况下，尊师的社会风气何谈蔚然？在教育部门行政化风气的时候，教师的主体地位很难得到真正的尊重。政府尊师重教在客观上近乎流于形式，尊师重教的风气如何，便不难想象了。

　　还是引导社会公众将目光转向那一揽子教育草案上更值得关注的内容吧，至于改期，不过是一个枝节问题罢了。▲(作者是南京政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