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日前表示，“政府机构不是给年轻人的，这低估了他们的能力，是大材小用，也浪费了社会花在他们身上的教育成本。”(9月12日《新京报》)

　　“年轻人都挤着想去做公务员”构成“一种严重浪费”，站在社会公共理性、价值理性角度，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如果进一步站在年轻人自身个人理性、工具理性角度审视，这种“严重浪费”究竟又是怎样发生，或者说，既然明知“浪费”，时下中国年轻人，何以仍会心甘情愿地去选择这种并不符合社会公共和价值理性的“自我浪费”、“挤着去做公务员”呢？

　　揆诸社会现实稍加分析，不难发现，答案其实也很简单直观，那就是，目前我国的公务员，其实很大程度上仍然并不完全是一个普通正常的职业，而是一个具有某种不太正常的特殊优厚待遇和优势地位的超级职业，也即人们常说的所谓“铁饭碗”甚至“金饭碗”。这集中体现在，尽管公务员表面名义上的工资数量并不算很高，但各种或明或暗的实际福利待遇却显得极为优渥，远超其他一般社会职业，不仅具有“双轨制”背景下优厚的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保待遇，而且还有由“三公”等“职务消费”而形成的大量隐蔽福利，以及通过权力寻租形成的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收入”。

　　当然，更深一层分析，在时下中国，公务员职业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待遇地位不太正常的超级职业，追根溯源无疑又是因为，公务员所司职的政府公共服务，实际上还并未真正充分到位、完全名副其实，同时公务员手中的公共权力，也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真正“被关进制度的笼子”。这突出体现在，政府权力的边界并未被彻底厘清，一方面，既存在大量政府权力“越位”、“错位”，没充分做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另一方面，又同时存在不少政府权力的“缺位”，许多原本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常常又并没有管或者真正管好，比如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而在这种政府权力边界不清的公职生态背景下，作为公共服务和公共权力具体承担者的公务员职业，趋于利用手中公权自我谋利、自我服务，乃至异化为一种超级职业，当然不足为奇。

　　从这个意义上说，“年轻人争做公务员”所构成的“浪费”，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源配置意义上的“浪费”，更是一种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权力配置监督上的“不到位”。那么，要根本改变这种“浪费”，出路显然不在于对年轻人进行道德说教，而更在于，必须让政府公共服务和相应公共权力真正到位归位，进而最终让公务员职业彻底回归成为一个普通正常的社会职业，一个既遵循“优胜劣汰”的正常职业逻辑，也同时享受“统一平等”的正常职业待遇，无法凭借“灰色收入多”、“权力效用大”、“待遇福利优”来诱人的普通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