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涉及多个部门和领域，而且许多环境问题是跨地区的，污染源与污染途径、环境受体之间虽然有联系，但难以界定其因果关系。因此，环保上有这么几笔经典的“糊涂账”：污染源或污染物排放到底有多少？环境质量到底怎样？环境质量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关系到底是什么？一个地方的环境质量，到底是本地污染源导致的，还是外地污染源造成的，以及各自“贡献”是多少？甚至企业有没有违规排污，以及违规污染企业到底从何时开始违规、违规排放了多少？这几笔糊涂账给地方、部门之间在环保担责上相互推诿，地方与上级、企业与政府进行博弈，以及政府向群众“撒谎”留下了空间。

　　我国当前的环境监管是以自上而下“暗访”，随后下级环保部门对违规污染企业进行“大检查”并施以“限期治理”来“亡羊补牢”的套路为主。笔者认为，这一自上而下的环境监管，是环保部被称为“世界四大尴尬部门之一”的一个重要体现。

　　首先，我国环境监管通常是上级暗访在前，地方大检查在后。如果不是上级部门暗访，而是当地群众揭发，那么群众会不会被压制、收买，甚至被软硬兼施，然后事情就不了了之呢？如果是这样，违规排污企业将继续着昨天的故事，当地的环境质量和人民群众的权益也就没有了“明天”。

　　其次，环保日常检查“正常”吗？笔者认为，不正常的不仅是企业，估计环保系统内部也存在“监守自盗”，甚至地方政府也对违规企业“睁只眼闭只眼”。当前，往往是上级监察以一对十或更多，监督乏力。群众揭发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环境监测和环境问题识别等技术性障碍。还有，愿意并敢于站出来揭发企业违规排污的群众还是极少数。至于地方环保部门和政府，它们甚至可能将污染企业当做财源。

　　再次，企业违规排污，依据现行环保法规也仅仅是违规。违规企业面临的处罚相对其违规行为带来的“效益(其实是治污费用的节省)”来讲，还是有相当差距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环保“违规成本低、守规成本高”。

　　还有，地方环保部门通常会在上级暗访之后，马上搞“大检查”之类运动式、突击式的环保行动。由于缺少长效机制，企业自然很容易学起“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法”。

　　最后，肯定不是所能想到的“最后”，“大检查”之后，违规排污企业应该还会收到一个“限期治理”通知单。课堂上每每讲到“限期治理”，笔者总会给学生讲同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偷在被警察抓到后，央求警察说，警察叔叔先别急着抓我，等我偷到今年年底或偷成一个万元户，然后我保证洗手不干了。▲(作者是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