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埠媒体近日刊出一个“广州市流动商贩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约95%的受访者没有跟城管发生过肢体冲突，80%以上的受访者跟城管没有产生过口角，经常发生口角和有肢体冲突的仅占2%和0.75%。

　　有意思的是，前几天还有媒体报道称，今年1—8月，广州城管执法共发生暴力抗法199宗，城管人员受伤（含轻微伤）99人，平均每个星期就有三名城管队员受伤。广州一名老城管表示，没有哪个城管希望每天的工作内容都是吵架、冲突，很多城管甚至相当害怕与摊贩发生冲突。

　　一边是绝大部分小贩向社会展示其“温顺”形象，只有0.75%与城管经常发生争执，另一边却是城管不断向社会诉苦，利用各种途径阐述其弱势处境。城管与小贩的关系，如今已无法用“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来看待。

　　从城管的角度来看，占道经营、违建都在其职权管辖范围之内，市民只要有投诉不可不理，但一处理又往往招致舆论的非议，“夹心饼干”式的执法让他们陷入两难境地。此外，相关法规对城管职能的界定不够清晰，也让城管大呼无奈。

　　从小贩的角度而言，大部分小贩摆摊是为了生存。“广州市流动商贩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占比约76%，月收入在七八千以上的不足7%。就算小贩获得较高收入，其在社会地位方面仍是最底层，面对城管时更是弱势群体。

　　城管与小贩的恩怨与是非，在现有的调查数据面前，很难说清。“很难说清”的另一个原因是，城管和小贩始终缺乏一个有效的对话机制。在人们的印象里，城管和小贩两个群体，除了拳打脚踢，几乎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对过话。

　　相比而言，城管因为背靠强大的行政机器，对舆论的影响往往是制度性的。小贩虽有媒体和公众人物“代言”，但这种“代言”往往只见于极端新闻个案的碎片化表达，未能反映小贩作为一个群体的完整面貌。于是，我们看到，围绕着城管小贩的每一次公共讨论都始终停留在“各说各话”、“隔空喊话”的初级状态。作为一个拥有30万流动小贩的大都市来说，公共讨论的水平还停留在这个层次，实在不应该。

　　当然，要建立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并非易事。去年4月，有本埠媒体做过这样的尝试，当时举办了一场“坐下来谈一谈———城市流动商贩管理”的城市论坛。结果，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原本作为论坛主角的“流动商贩”，只有一个愿意公开亮相，和台上踊跃发言的城管无法相提并论。

　　不过，现在流行一个概念叫“公咨委”，它的全称可以叫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其实质就是一种对话机制。“公咨委”起源于“同德围模式”，现在还有东濠涌公咨委、城建公咨委，甚至连一个广州大桥扩建也有“公咨委”了，广州城里30万小贩是不是也该有个“公咨委”？具体叫什么无所谓，叫“城管公咨委”也好，叫“小贩公咨委”也罢，只要能将双方组织起来经常心平气和地对个话就行。如此，城管与小贩，才称得上势均力敌、公平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