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30岁按揭买了房子，在60岁退休的那一年终于还完了贷款，但为了养老，他在60岁的时候通过“反按揭”的方式，把房子卖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每个月给他一定的养老金，直至终老。

　　这就是实行“以房养老”模式后中国老人的人生轨迹。在国务院刚刚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金融机构要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而这种“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也就是很多国家流行的“倒按揭”的以房养老模式。比如你买房子的时候做一个按揭，交了首付，然后每个月还房贷。以房养老就是一种倒按揭，保险机构或者金融机构按照一个评估值，每个月给你一定的养老钱，养老送终，最后房子的产权归保险机构或者金融机构。这种模式在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都存在，但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模式只是一个补充的非主流的养老模式，也完全是出于老人和金融机构的自主选择，适合的人群非常少，也即“小众”的养老方式，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笔者关注到，这一次“以房养老”提出后，却引发了民众对现有的养老体系的极大不信任和焦虑，这很显然是和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的。

　　“以房养老”之所以引发民众的不安和焦虑，源于最近种种关于养老金的讨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双轨制、历史欠账、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的加快等原因，中国官方建立的养老金体系基本无法满足国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在养老领域，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是老年人口多，目前中国超过60岁的人口已经过2亿，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的老年人过亿的国家，到203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中国养老的基本结构将是2个劳动力养活一个老人，这几乎意味着，即使没有历史亏空和巨大的缺口，未来的基本养老体系也几乎面临崩溃；二是未富先老，人口结构和我们相似的日本，尽管老龄化程度和我们不相上下，但其作为高收入国家，在养老问题上的压力远小于中国。由于基本养老金的亏空，各界都在热议解决之道。清华大学的杨燕绥教授提出了一个缓解养老金压力的办法，不是大家常说的延迟退休，而是延迟支付退休金。你可以50岁退休，但养老金却只能从65岁开始领取。她建议这期间男的可以去做园丁，女的可以去干家政。

　　杨燕绥的建议，引发的是大家对未来养老金能不能支付的恐慌。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以房养老”引发的效果是一样的：政府在养老方面的各种努力，主要的目的是否要推卸在养老方面的契约责任。而强制的养老金体系的必然内涵是，当一个人退休的时候，他就天然地有领取养老金的权利，在各种各样的尝试下，这种天然权利还有多大的保障？

　　应该说，政府的基本养老金和“以房养老”本不是一回事。基本养老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政府给民众的承诺和责任。而“以房养老”本质上却是一种市场提供的“私人产品”，在中国也可认为是一种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提供给有房的老人的一种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通过一定时间内定期支付给老人一定的金额，在老人去世后获得老人住房的所有权。很显然，这和政府的基本养老之间没有任何替代关系，老人不管有没有房子，不管是否选择“以房养老”，都不能替代政府提供基本养老这个公共产品的责任。然而，在养老金面临极大缺口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明确“以房养老”的性质，则只会打击民众对主流养老体系的信心。

　　笔者认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在未来养老金的给付方面，都存在着给付不能的极大风险。正因为如此，才必须想方设法填补缺口，同时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体系，推动养老产业的发展，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但未来任何的应对之策，都应该是夯实政府的养老责任，而不是减轻或者逃避。不管是变卖国有股，还是在人口政策上积极调整，唯一不能采取的办法是违约或者变相违约延期支付，这都会打击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如果政府明确，以房养老只是一个补充，并且在金融、税收方面鼓励金融机构进行尝试，完善具体的制度细节，对于老人当然是一个好事，但如果尝试的目的是替代公共养老体系，则很显然，是距离正确的方向越来越远。何况，回到现实，真正要尝试以房养老，还有那么多的障碍呢。